第一章 甬上名蓝
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迁往三江口，并建立子城，若以此为宁波建城之始，宁波城即有1196 年的历史。在此后三十七年，即唐大中十二年（858），七塔寺前身东津禅院在宁波城东五里许建立起来。因而可以说，七塔寺的历史几乎和宁波的建城史一样长。佛教寺院一般都建在远离市区的深山密林中，远离闹市区，为使钝根下器的僧众免受俗世的诱惑，静心修禅。惟七塔寺地处宁波市中心地带，四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七塔僧众身处闹市，却能心不染尘，像一颗定风摩尼宝珠，安抚着混乱浮躁的世道人心。
第一节 宁波佛教概况
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北接杭州湾，西连绍兴，南濒台州，东北则与舟山群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取意“海定则波宁”，简称“甬”，周朝时已有此称号。七千多年前，一代代先民就在甬地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由于宁波地处沿海，因而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历史也十分悠久，尤其是唐宋以后，宁波更是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辐射区域，而这种对外交流与辐射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外佛教交流。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砥砺融合，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东南形胜，毓秀钟灵，吸引着一代代高僧大德在此振锡驻足，因而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东南佛国”。佛教在宁波地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兴起、繁荣、衰落、中兴、再衰落、复兴的过程。
佛教西来，经过百余年发展，至东汉年间，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于灵山，后舍宅为寺，名“灵山寺”，即报国寺前身。后又有僧人普定结社灵峰山，设像行教。三国赤乌二年（239），吴国太子太傅阚泽建立宁波历史上第一所佛教寺院——普济寺。此后，五磊寺、吉祥寺等寺庙相继在宁波建立，为佛教在宁波乃至浙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宁波佛教的初步发展时期。此时，浙东佛教的中心地区尚在绍兴，但是随着普济寺、吉祥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的建立，以及宁波余姚、奉化、宁海、象山等地相当数量佛教寺院的兴起，大量僧人涌入宁波，讲经说法，开宗立派，宁波佛教进入第一个兴盛时期。
西晋时，并州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人刘萨诃（僧名慧达）得佛舍利宝塔，于是结茅守护，是为阿育王寺前身。东晋时期，大乘般若空宗流行，由于各家解释不一，因而渐成“六家七宗”，其中宁波独占其四。南朝梁武帝时期，慧达结茅处始获赐名“阿育王寺”。梁武帝对阿育王寺极为重视，不但改建浮屠，铸造铜佛铁鼎，而且免收阿育王寺的田赋，阿育王寺遂逐渐成为浙东名刹。西晋时，僧人义兴在县东谷结茅为庐，潜心静修。相传太白金星曾化身童子，侍奉左右，故后人又尊义兴为“太白祖师”。义兴结茅为庐之地，即今天童寺前身。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砥砺交融，终于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形态。与此同时，江南地区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加之统治江南的吴越钱氏政权对于佛教的崇奉，宁波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兴盛时期。宁波佛教的兴盛表现为原有寺院规模的扩大、新寺院数量的增加以及禅宗和观音信仰的传入。
如前所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形式主要是结茅自修，规模狭小，且多无寺院（庵）之名。这种情况在隋唐时期得到了极大改观。以天童寺为例，其前身为义兴结茅自修处，经多次迁址、扩建，至唐懿宗时期，终于发展成为著名的十方丛林。三国时期的普济寺至唐初已经毁坏，宣宗时复建，取名德润院，僖宗时敕赐“应天德润寺”。奉化雪窦山瀑布院于唐昭宗时得到明州刺史黄晟赐田一千三百亩，遂置宝丰庄，并建房屋数百间，成为著名禅院。此外，奉化崇福院、余姚龙泉寺等寺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与此同时，宁波地区新建寺院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仅据《宝庆四明志》《宁海县志》《余姚县志》统计，有唐一代，宁波地区新建寺院有一百三十七所，其中不少后来发展成为著名寺院，如建于大中十二年（858 ）的东津禅院（即今七塔寺），发展至近代，成为与天童寺、阿育王寺和观宗讲寺齐名的浙东四大丛林之一，而七塔寺法派的影响也遍及全国和南洋、日本、韩国、印度等地。此外，国宁寺、灵山禅院、智度寺等在历史上也颇有盛名。
隋唐时期的宁波，在行政编制上仍隶属会稽郡，交通十分闭塞，直到唐朝后期才独立建州，相比于同处浙东地区的绍兴、台州等地，仍然十分落后。与此相适应，隋唐时期创立的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并没有在宁波发展起来。直到唐代，禅宗才传入宁波。德宗年间，马祖道一的弟子法常结茅大梅山，将马祖“即心即佛”的思想传入宁波；昭宗年间，马祖道一的三传弟子常通住持瀑布观音院，倡导禅宗南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宗风，标志着禅宗开始在宁波传播。
唐代时，日本僧人慧谔从五台山请观音像回日本，行至普陀时，波浪掀天，船不能进。慧谔乃置像结茅，后扩大为寺，即今不肯去观音院。此外，雪窦寺由瀑布院改名为瀑布观音院，大梅山禅定寺改名为观音禅院，以及许多以“观音院”冠名的寺院的出现，标志着观音信仰传入宁波。
宋元四百余年是佛教在宁波最为繁荣的时期，其繁荣表现为天台宗的中兴、禅宗的鼎盛、净土信仰的流行和“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出现。
经过三武一宗灭佛，主要依靠教义和经典传播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受到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至北宋年间，高丽僧人宝云义通应四明郡守钱惟治礼请，留明州弘法。义通于明州弘法二十年，学宗天台，行归净土，被尊为天台宗十六世祖。后经过其弟子四明尊者、慈云遵式的努力，天台宗终于在四明地区得以中兴。
宋仁宗年间，明觉重显住持雪窦资圣寺，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转变为阐扬禅机、不离文字的文字禅，其《颂古百则》经圆悟克勤编辑整理为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成为天下绝唱。明觉重显也因此被誉为云门宗中兴之祖。高宗年间，临济高僧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阿育王寺，倡导看话禅，以公案话头引导学者参悟禅理，成为临济宗杨岐派著名高僧。与此同时，曹洞宗第十世祖天童中兴祖师宏智正觉反对话头禅，主张静坐观心，提出与看话禅有别的默照禅，成为与文字禅、看话禅鼎足而三的禅学流派。
宋以后，禅宗、天台宗、律宗学者大多兼弘净土。净土信仰的流行与天台宗在四明地区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宝云义通即禅净双修，以净土为归宿。净土信仰的发展带动了以净土念佛为主要内容的法社的出现。当时宁波的水陆道场法会，就是受净土结社的影响产生的，它融合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现世利益和净土往生的观念，在民间流传至今。此外，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在宁波地区也流行开来。
宋元时期宁波佛教繁荣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随着明州港的兴起，宁波逐渐成为中外佛教交流的中心区域之一。宁波佛教的对外交流可追溯到唐代，当时有不少日本僧人来明州地区求法。五代后唐时，僧人子麟赴高丽、百济和日本弘法，寻访天台教籍，成为宁波历史上首位出国弘教的僧人。宋以后，天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由宁波传入日本和高丽。许多来宁波参访的日本僧人归国后，都创立了各自的宗派。与此同时，宁波地区的僧人也积极外出弘法，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同样，他们在日本也创立了各自的佛教宗派和寺院。
宋代以后，佛教在宁波地区进入鼎盛时期，形成禅宗、天台宗和净土宗相互融合的“江东佛教”格局，成为浙东佛教的中心地区。
逮至明清时期，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衰颓式微的趋势，在这种大的趋势之下，宁波佛教的发展也难能独善其身。明清时期的天台宗延续了元朝衰落的趋势，这或许是因为相比于天台宗，禅宗和净土宗对于典籍和义理的依赖较轻，而更注重参学者自身的体悟和实践，因而更容易在社会下层流行。这一时期的天台宗僧人长于辞赋，但在义理方面却无所建树。
这一时期佛教发展最为出彩的是临济宗。密云圆悟不但重修了天童寺，奠定了天童寺今天的规模，而且继承和发展了百丈怀海的农禅合一思想，致力于看话禅和棒喝宗风，被誉为临济中兴之祖。
同时，净土宗在明代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禅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等无不以净土为归旨，兼修念佛法门。净土宗发展之盛，到清代甚至有取禅宗而代之的趋势。这部分是由于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大力扶持，部分原因是净土法门简单易行，因而更容易成为世俗学佛的首选。
近代以来，随着佛教世俗化程度的加深，僧人中也出现了末法时期的种种劣迹，正如太虚法师指出的，“元明以降，律仪坠地，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
为挽救佛教发展的颓势，一大批教界有识之士掀起了佛教改革浪潮。江浙地区就是这一佛教复兴运动的主要区域，宁波走出来的不少高僧大德为此积极奔走，广泛动员，不但开辟了中国近代佛教的新气象，而且奠定了宁波佛教在民国佛教中的地位。其中，在教界有极高威望的八指头陀寄禅长老在中国首开佛教办学之风，而寄禅长老的高足太虚大师则主张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佛僧、佛化、佛国“三佛主义”和学僧、职僧、法僧“三级僧制”，倡导“人间佛教”，成为新佛教运动的领袖人物。寄禅长老的另一高足圆瑛法师，则在七塔寺接慈运法师衣钵，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世法子，并于1929 年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选为首任会长。
谛闲法师开创观宗讲寺，成立观宗学社，并亲任主讲，造就僧才极多，一度使衰微的天台宗得以中兴，观宗寺也因此成为台宗名刹。后经过宝静法师苦心经营，观宗寺终于在民国时期成为宁波四大佛教丛林的执牛耳者。七塔寺则在溥常法师的主持下，成立了报恩佛学院，并刊行《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此外，女子佛学院、佛教居士林、佛学研究所以及佛学刊物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宁波佛教迎来了中兴。
宁波佛教的这一小阳春，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大的企业家愿意出资资助佛教事业的发展，因而寺院活动有着充足的经费。但到了1937 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严重打击，企业家自顾不暇，而不事生产的寺庙所赖以维持运转的布施资金也就断绝了，寺庙各项活动无法展开，甚至连正常的佛事活动都难以为继，各大佛教丛林无力运转而相继止单，只有观宗寺苦撑危局。直至抗战胜利后，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经济萧条、时局动荡下的宁波佛教仍然是举步维艰，此时发起的讲舍、刊物，也均以失败而告终。一度中兴的宁波佛教重又陷入了危难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宁波佛教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各大寺院纷纷成立寺务管理委员会。1951 年，成立了以月西法师为主任的宁波市佛教协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佛教协会。在宁波佛教协会的领导下，宁波佛教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吸引了喜饶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郭沫若等一大批教内外知名人士来宁波讲学、参观。
1958年，宁波僧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大量僧尼被迫还俗，未还俗的僧尼被集中到七塔寺，进行生产自救。宁波佛教道场完全废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宁波佛教再遭浩劫，宗教政策受到破坏，佛教信仰被禁止，僧尼被迫还俗，寺院被拆除或移作他用，大量的佛像、典籍、法物被毁坏。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宁波各大寺院重新成立寺务管理委员会。政府相关部门也逐一核实归还寺院房产、查抄物资等，并拨出大量专款，修复和开放了一大批佛教寺院。1983 年，天童寺、阿育王寺和七塔寺被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对国内外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的对外交流活动也在这一时期重新展开。1979年7月，日本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事务局松本大圆、永平寺副寺中村胜光一行七人参访天童寺，标志着宁波佛教又揭开了对外交流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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