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0-2004年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于2008-2009年经外交部借调在中国驻欧盟使团政治处从事外交政策调研工作，于2012-201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作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著有《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从“随势”到“谋势”：中国的国际取向与战略选择》《与霸权相处的逻辑》《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Unlikely Partners China，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orging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合著）、Conceptual Gapsin China-EU Relations：Global Governance，Human Right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主编），并在《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欧洲研究》（《欧洲》）等专业期刊，以及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Issues and Studies、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Asia Europe Journal等海外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继建立，“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四方响应，世界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板块正在出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移，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变革的必要性正日渐突出。
　　《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理论上对国际规则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明确提出了整体实力、领域优势和创制能力的概念，把三者看作一国何以能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变革的来源，并对三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梳理。
　　在实践上，《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聚焦中国，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参与过程中，中国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致力于成为国际规则的建设性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或者旁观者；为了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中国需要在不断提升整体实力和领域优势的同时，培育更强的国际规则创制能力。

　　《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第二节 比较中美参与国际规则
　　制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中美两国同为大国，也都经历过大国崛起的过程，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两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必然有相似之处。这种发展环境既指大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也指各国处在上升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当然，由于中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大国，两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也必然有所差异。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往往也是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活跃期，在中国和美国崛起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但大国面临的崛起环境不同会影响到大国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的意愿、能力和水平。
　　一、中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相同点
　　首先，中美都经历过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崛起国实力上升的时期。一战之前，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越主要大国跃居世界首位。尽管这一时期美国的世界领导力还没有确立，但在实力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德国的实力在一战前后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群雄并起”，英国在这一时期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凭借英联邦的纽带和大英帝国广阔的殖民地，英国依然保有世界霸主的地位。一战前后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是国际格局的大变动时期，各大国力量此消彼长，彼此间争斗不断，美国的崛起和对国际规则塑造的参与都始于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时期也是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崛起国实力上升的时期。1949年以后，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存在一种角色转变，即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到“国际体系的参与者”。30中国从1972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开始真正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但这种参与层次低、主动性差。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规则的一个塑造者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20世纪70年代，由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已经受到威胁，美国在经济上的相对实力开始下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欧进一步衰落，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取得相对发展，国际经济实力对比再次发生变化。美国虽然仍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已经不能恢复二战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了。中美实力上升的初期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并不显著，面临的国际环境也颇为相似。
　　其次，已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不能完全反映变化中的大国权力格局。对于美国来说，“191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31，但此时的国际规则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利益。面对被瓜分的世界，除了以武力在美西战争中夺取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外，美国不愿与其他殖民大国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一战以后，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才在华盛顿会议上被付诸国际条约之中。在美洲，尽管美国早在1823年就以“门罗主义”在周边推行自己的意志，但也免不了和老牌强国的纷争。“1889年美国和德国围绕萨摩亚岛屿以及1895年美国和英国围绕委内瑞拉边界划分问题，都曾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32在国际金融领域，由于英镑区和帝国特惠制的存在，美元和美国的商业资本也很难获得全球性的扩张。“英镑区是一个排他性的货币集团，对急于要扩大美元国际使用范围的美国而言英镑区的存在无疑就像一个巨大而坚固的堡垒，让美元流通域的扩张止步城下无法再前进一步。”33帝国特惠制则阻碍了美国商品进入广阔的“帝国市场”。美国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的时代，既有的国际规则更符合欧洲的殖民大国，但在很多方面却并不符合新近崛起的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
　　中国广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塑造的时期，同样也是国际政治规则急需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时期。中国广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同中国政治经济实力显著上升基本同时发生，国际格局的变化也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塑造已有的国际规则。2000年以后，美欧虽然仍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于很多全球性的问题，七国集团本身并不足以解决，二十国集团对国际治理的参与必不可少。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这需要新兴国家推动现有国际规则的转型和重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分配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等问题，都是现有国际机制需要充实重塑的具体方面。
　　……

丛书总序 为互联互通的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序言 做国际规则的共同塑造者

第一章 国际规则及其形成机制
第一节 什么是国际规则？
第二节 国际规则为什么重要？
第三节 国际规则是如何形成和变革的？
第四节 国家何以能够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
小结

第二章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第一节 中国是古代东亚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第二节 中国对古代东亚国际规则的贡献：礼治原则的创建
第三节 中国对古代东亚国际规则的贡献：天下礼制的推行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
小结

第三章 美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第一节 美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实践与历史经验
第二节 比较中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
小结

第四章 中国对当代国际关系一般规则的理念贡献
第一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二节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第三节 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四节 和谐世界
第五节 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结

第五章 中国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规范
第一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创新：体系层次
第二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创新：双边层次
第三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践行：条件与障碍
小结

第六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
第一节 “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规则制定权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面对的质疑与挑战
第四节 抓好“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牢牢把握话语权
小结

第七章 中国与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制定
第一节 国际危机及其管理的发展
第二节 国际危机管理规则迎来制定新时机
第三节 中国开展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经验
第四节 中国开展国际危机管理的规则主张
第五节 中国参与制定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小结

第八章 中国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
第一节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方向、博弈与路径
第二节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领域
第三节 中国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小结

第九章 亚投行与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规范性力量
第一节 规范性力量的理论框架
第二节 亚投行与中国有关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规范
第三节 亚投行是中国在世界金融治理体系转型中所处地位的试金石
第四节 亚投行与中国规范性力量的外部认知
小结

第十章 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
第一节 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的建立途径
第二节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利益及其演进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建立的有利与不利因素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建立的经验
第五节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对策建议
小结

结论 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第二节 角色定位：稳健的建设性参与者
第三节 领域优势与重点领域
第四节 路径选择：多层次合作
第五节 能力建设：规制、创新与协调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