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古代文论和文学基本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项、教育部项目三项。独立著述、合著、合译、主编著作三十种，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述、合著、合译、主编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本辑名为“文体与意识形态”，倒也不是随便命名。这一主题既合乎本辑诸多文章的研究领域，即文体；同时，也体现了这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上的共同性，即力图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上把握文学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文学研究中，对真正的文体问题的关注，就必然是将其看作意识形态表达的某种特定方式，因而必然也是对真正的历史的关注。
　　本辑特以“本辑特稿”栏目发表《铁笔：隐喻与现实》一文，这是根据法国贡巴尼翁教授于2017年4月21日在北京大学作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的。他在文章中以波德莱尔的诗为例，指出真正的阅读需要考虑文化的专有表达，像作家们的工具从羽毛笔转到铁笔，这一少人关注的现实，实际上也构成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作家们书写的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从这一独特的研究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当前文学研究的某种新趋势。
　　“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的转型和嬗变”专栏文章所登七篇文章，都围绕着文体问题立论。陈爽的文章讨论清末由梁启超提出的“札记小说”这一昙花一现的“新小说”文类。梁波以《时务报》于1896-1897年间刊载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等五篇小说为例，讨论小说文体的形变问题。朱维的文章分前后两个阶段讨论王国维的戏曲文体观。王子健的文章通过对1920年代小诗文体产生的历史语境的考察，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小诗”这一文体问题。于阿丽的文章研究中国现代著名的批评家李长之，研究其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转型。龙昌黄的文章以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讨论其史诗叙事中的反史诗性。陈太胜的文章以徐志摩、卞之琳、戴望舒和穆旦等四个诗人几首与爱情有关的诗为个案，于文本细读中讨论其情感表达体现的某种“政治”。

　　《文体与意识形态（文化与诗学 2018年第2辑 总第27辑）》：
　　这就好比：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接到了上面这四个不同的男性诗人写的爱情诗，并将它看作一种表白，你将会如何看待。显然，无论是徐志摩的，卞之琳的，还是戴望舒的诗，你能看到的是表达方式，也就是文体上的不同，及由之所产生的爱的情感上的差异：徐志摩的话语是恳求，深切地恳求，充满自怜的恳求；卞之琳的声音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犹豫，因而也是一种真正感伤的优雅，节制，哀而不伤；戴望舒的语言似乎最有冲击力，让你读得脸红心跳，可以明显地感到那种爱的感觉，但又有些不知所云，或者准确地说，你被一种盲目的爱给撞到了，不知道这盲目的诗人到底想要什么。穆旦的诗大概效果最差，至少，对懂诗的耳朵来说，因为这几乎不是求爱，而是用轻松，甚至高兴的语调为爱唱一支丧歌。在这种差异中，实际上，四个诗人也塑造了自己心目中不同的情人形象。在徐志摩的诗中，情人颇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古典美女形象，大概像穿着民国旗袍的林黛玉，她的形象像雕塑般确定，鲜明，对爱一片痴心（男性诗人的想象？），即使死了也无所憾。而卞之琳诗中的情人，似乎有些不好确定，就像珠帘后隐约的女子，不仅是形象，还是性格，都不太确定。她有些狠心，似乎有负于“说话者”的爱恋，但本身并不明晰，但于卞之琳，这也算是平等地对待恋人的一种方式，她有她行事的自由，纵使是更爱用手帕在月台上与我告别，而不是包一些珊瑚。在戴望舒的诗中，女子发现自己只剩下了一双似乎有些恐怖（对，不是可爱），并被无限放大的有魔法的眼睛，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并不需要存在，因此，她有一种旁观者的安全感，她可以远距离地像我们一般读者那样，或者为诗中表达的有点疯狂的情绪感化，或者装作与己无关，轻松地走了开去。在穆旦的诗中，这女性的形象始终介于在于不在之间，因为说话者似乎只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对这伟大又注定速朽的爱情的感觉。仿佛他只关心爱情，而不是爱的那个人。
　　这些与爱情有关的诗，还表现了诗人本人对诗这一话语本身的看法。胡戈·弗里德里希在谈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时说：《恶之花》（1857年）不是自白式抒情，不是私人状态的日记，尽管它记录下了一位孤独、寡欢、受病之人的痛苦。波德莱尔与维克多·雨果相似，没有为自己的任何一首诗记下创作日期。在他特有的主题中没有什么是可以通过生平事迹阐明的。现代抒情诗的去个人化从波德莱尔开始，这至少在以下意义上是成立的，即抒情诗的语词不再出自诗歌创作和经验个人之间的统一，这种语词也正是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区别于之前多个世纪的抒情诗的。”这样看来，作为浪漫主义者，徐志摩在这一点上确实是足够浪漫主义的，即：他所有诗的话语，都具有自我指涉的性质，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他自己的经验自我。在徐志摩看来，诗就是某种自我经验的记录。因此，他诗中的说话者，高度地等同于实际生活中的经验自我。他写的情事，就是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诗的功能，因此类似于日记或书信的功能。比如，他可以是求爱信。实际上，徐志摩就让这首诗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或者真还感动了他的恋人。徐志摩对待诗的语言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专制君主的态度，即希望语言具有这样一种魔力：所言即所是。也就是说，以为自己讲的就是读者所听到的。有意思的是，浪漫主义所设想的读者，都是被动的傻瓜般的读者，他根本不会有一天聪明到去辨别一个用夸张的语调自夸地去抒情的人，其情感本身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说，这类话语体现出来的，是并不那么民主的政治。卞之琳则有些不同，他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完全向自我躬身的人，不那么自恋。尤其是在恋爱诗的写作上，他作了很大程度的“伪装”。因此，卞之琳的这些《无题》介于两可之间，既可看作与他个人经验有关，又可看作是写普遍的那类爱情故事。似乎，徐志摩很满足于“记录”自己的情感，而卞之琳则在很大程度上想将它讲成一个普遍的，超脱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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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特稿
铁笔：隐喻与现实
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的转型和嬗变
昙花一现的“新小说”文类
——论清末“札记小说”的文体及其相关问题
在“报译”与“笔记”之间
——《时务报》“张译包探案”中的小说文体形变
王国维戏曲文体观的嬗变
小诗的兴起及其历史想象
——一项考古学研究
“以批评家自居
——李长之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转型研究(一)
革命主题与叙事结构的两歧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诗叙事当中的反史诗性
文体与政治：几首与爱情有关的诗
外国文学与文化
福音主义与英国维多利亚精神
指向 的文本中介
——福柯早期文论思想再论
波尔菲利奥斯“荷马问题”诠释的文体维度
日俄战争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
现代文学与文化
略说鲁迅与升曙梦：以《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为例
从沈从文《柏子》英译本结尾说起
——埃德加·斯诺对《活的中国》的翻译改写及原因探究
拒 下半身？
——《联华画报》中女星形象的半身像图像叙述策略
中国现代性悖论的改造与调适
——路翎抗战小说再审视
寻根文学的问题及其“入史”之思考
主体间性文论在中国的发生
——以刘再复、杨春时为中心的考察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