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掌故/武昌历史文化丛书·风物系列》：
牛僧孺修砖城
东吴黄武二年（223），一说魏黄初二年（221），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该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险，高观枕流”，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周围仅二三里，为版筑土石城。此城宋时仍存。
汉代曾设沙羡县，治涂口（今江夏区金口）。东吴赤乌二年（239），孙权筑金口堡守沙羡县，故又称沙羡城。至晋武帝以后，沙羡县治始移夏口城。
南朝时宋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在夏口城立郢州，并在夏口城的基础上进行城垣的修葺与扩建，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现在蛇山上还有郢城城垣遗址。
隋文帝于开皇九年（589）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原治在金口）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舆地纪胜》上说：“鄂渚在县西黄鹄矶上三百步，隋立州以渚，故名鄂州。”
在武昌城的发展史上，唐代牛僧孺是一位不能不提到的人物。牛僧孺（779—848），字思黯，唐代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元和三年（808年）以贤良方正对策，直言批评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所斥，不加升迁。后与李吉甫之子翰林学士李德裕抗争，史称“牛李党争”。宝历元年（825），以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观察使坐镇鄂州。改筑鄂州城就是这时的事。
牛僧孺在鄂州采取若干措施减轻百姓负担。当时的郢城系土城，由于土性不黏，难砌城墙，每年加筑时，都要征收青茅草袋装土加层。地方官吏借此巧取，侵吞修城资财，年复一年，劳民伤财，百姓叫苦不迭。牛僧孺到任后，算得草袋、修筑费用每年要花十余万贯，便改征土砖，用以抵偿应征的草袋、修筑费。前后五年，城墙全部筑得如同井壁，侵吞修城资财之事从此根除。不仅鄂州城垣的范围扩大了，北、南、东三面均有扩展，南至紫阳湖，西至蛇山西端，东至曹公城，北临沙湖，城郭约十五里。而且以陶甓（烧制的土砖）为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他还裁撤冗员，奏请撤销鄂州对岸的沔州，将其所管汉阳、汉川两县划归鄂州管辖，使长江、汉水交汇处南北形成州级统一行政区划。这是历史上将大江南北的武昌、汉阳统一于一个行政建制来进行管理的首次尝试。
宋仁宗皇祜三年（1051），鄂州知州李尧俞将鄂州城垣又重修了一次。此时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日清远，南日望泽，西日平湖。元因之。”
朱元璋攻克武昌后，改元朝的武昌路为武昌府，下辖江夏、武昌（今鄂州）、嘉鱼、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兴国州（今阳新）、大冶、通山。江夏县（范围为今武汉市武昌、洪山、青山、江夏区）为武昌府的附郭县，也有了武昌之称。
武昌城基本定型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明朝开国功臣、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该山始包入城内。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湖广通志》）载：城周约三干零九十八丈（当约今二十里），城垣东南高一丈，阔二丈五尺；西北高三丈九尺，阔九尺。城壕周长三千三百四十三丈，深一丈九尺，阔二丈六尺。城墙上有垛眼四千一百六十八个，有城铺九十三座，城楼十三座。辟有九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觯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有小东门。明嘉靖十四年（1535），都御史顾璘重修武昌城时，改大东门为宾阳门，小东门为忠孝门，竹簰门为文昌门，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一度称起义门），望泽门为望山门，草埠门为武胜门。余仍旧名。有一曲《排工歌》唱出了放簰人对武昌九门的观感：“远望湖广高又高，九门俱用铜铁包。窝风避浪文昌门，升斗量米平湖门。迎宾接驾汉阳门，挑鱼卖菜武胜门。推车抬轿忠孝门，游山玩景宾阳门。推翻满清起义门，姑姑烧香保安门。和尚骑马望山门，这是武昌九座门。”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奏准动项大修，嘉庆五年（1800）亦请项小修一次。道光十七年（1837）林则徐督鄂时，通过官绅合力捐办，又大修一次，计拆修补砌内外城墙一百八十二段，合长一千一百一十五丈三尺，修葺垛墙一千九百七十五个，堞墙一千一百零八丈四尺，女墙一千七百八十丈五尺，以及九门、城楼、马道、窝铺、炮房、兵房、转角楼、望江楼、官厅、炮台各处，倒塌者重行建盖，损坏者分别兴修。使得濒江省垣重地，崇墉巩固，洵足资保障而壮观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阳路东端，靠近武昌火车站。
武昌城垣于1927—1928年拆除。从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以来，共存在了五百五十六年，其间八次修葺。今仅存的起义门，系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七十周年而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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