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堂家讲德里达》：
除了强调哲学教育的历史向度，德里达还主张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时间提前（到1975年时被安排在中学最后一年）。但一些中学教师抱怨说，现在的学生与以前相比太缺乏语言、逻辑和修辞训练，因此过早教哲学恐怕他们难以理解。德里达承认那些中学老师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但他感到最关键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教哲学。实际上，儿童已经在向大人提哲学问题，比如，“我们是怎么来的？”“天外是什么呢？”古希腊哲学家们问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儿童们感兴趣的问题。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如克尔凯郭尔、斯宾塞、柯尔伯格等等）之所以说从儿童到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包含形而上学阶段就是因为这一点。按德里达的分析，有些人骨子里是很害怕哲学的，因为他们觉得哲学很危险，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找了许多遁词，诸如“哲学太难学”，“哲学是为训练有素的头脑准备的”等等。他们这样做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而且有认识上的原因，因为他们感到哲学探讨本质上是“超越的”①。
那么，谁害怕哲学呢？他们为什么害怕？有些不愿变革或不思进取的政客害怕哲学，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害怕哲学，一些思想懒惰的人也害怕哲学，他们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摊子在哲学的挑剔目光下破绽.百出，讲到底，他们害怕真正的哲学提倡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要求我们不承认万古不易的教条并且要勇于批判自身和超越自身。同时，哲学家们多半是一些时代的观察者、诊断者和批判者，这些被称为牛虻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爱对现行的东西说三道四，总爱捕捉哪怕一丝社会疾病的信息，他们有时与敏感的诗人为伍，充当时代危机的感应者和呻吟者，还有什么比指出一个人所处的地方隐含危险更让他感到担忧呢？实质上，哲学让人警觉起来。不管是无病呻吟还是尖锐批评，哲学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重大危机和内在冲突的时代。“杞人忧天”对哲学家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也是必不可少的事，甚至是最重大、最根本的事。人类的存亡绝续恰恰系于这种危机意识，因为正是这种出于本源处的忧虑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既使我们常怀改进之心，常存进取之念，常思自满之弊，常想变革之难，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承诺、责任与决断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成功的履行，更使我们不断意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意识到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的僵化思维模式隐含着许多人尚未意识到的危机。哪里有危机，哪里也有希望。危机的存在正是寻找出路的动力。哲学未必能开救世良方，但它敦促我们不忘检查社会的机体，甚至要对检查手段的可靠性和检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当一些人还不习惯做这种检查的时候，逆耳的哲学便开始出现并不断地向他们发话和发问。
但哲学决不是消极地对待现在的事物，每种哲学都是在现行的社会机制中展开的，即便是它的困惑和矛盾也是这种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不少人因为德里达的哲学太背离传统的风格（我这里仅指风格）而指责德里达是相对主义者、怀疑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德里达对这样的称呼颇为不快并为自己遭到一些人的误解而深感遗憾。他的后半生几乎在不断地自我辩护，他想表明他的解构哲学虽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采取警惕和批判立场，但并不是要彻底破坏或消灭那个传统，他强调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视传统。对传统哲学的解构恰恰是要让传统哲学的因素充分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他问道，难道还有什么工作比打开封闭的东西并让它释放其力量，敞开其广泛的可能性更能显示对它的重视呢？也许，人们太爱用常规的方式去理解德里达经常使用的术语（如“解构”、“排除中心”、“痕迹”、“清淤”等等），加之，他的不少术语是以“de”为前缀的，而这个词缀常让人联想起“脱离”、“去除”、“消解”等否定性含义，人们对他的解构哲学产生这样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他在许多场合反复解释要用建设性的态度去对待他的解构哲学。如果说他的哲学重视否定，那也是包含肯定的否定。如果说他的哲学有怀疑和破坏，那也是为了建设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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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德里达、乔姆斯基、罗蒂和哈贝马斯看做20世纪下半叶*伟大的“牛虻”。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时代拥有这样的牛虻。如果说批评是进步的动力，那么，我们应当欢迎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通过批评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注入活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德里达的哲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他对文化多样性的捍卫，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对形形色色的霸权行径的抨击，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少数民族的同情，对人类思想遗产的珍爱，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殷殷关切，自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不囿成见、不畏强权和追求正义的标志。
——本书作者汪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