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的道德冷漠问题研究》：
在初民社会，人们将尚武的勇敢视为最高的美德，乃至是唯一的美德。谁勇敢，谁取得的战利品多，谁所取得的荣耀就多；谁不勇敢，谁怯懦，谁就会被视为懦夫，谁就会被共同体的成员所蔑视乃至于抛弃。这也正如包尔生所说：“尚武的勇敢是这种德性为人们所认识的第一个形式，也许也是赢得人们尊敬的第一种德性。勇敢原意为唯一的美德，怯懦原意为唯一的罪恶。”①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莫不如是。不过，进入到中世纪，人们对于勇敢则不如以往那样重视与强调了。中世纪的人们强调的是爱、信、望，推崇的是服从与忍耐。当然，中世纪的人们仍然对荣誉充满了热爱。这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贵族与骑士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品质的向往与追求中。“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崇高的尘世生活的形式可以视为一种带有伦理理想外表的美学理想。英雄的梦想和浪漫的情感是其基础……骑士精神来源于追求美的自豪，这种自豪又促生了荣誉感，荣誉感则是贵族生活的支柱。”②然而，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与商业文明等这些人类新的生产生活样式确立之后，勇敢的内涵与形式均随之发生了改变。
首先，勇敢的内涵有了剧变。人们不再把勇敢仅仅限定于身体的血气之勇以及自身德性的卓越，人们把勇敢更多地与商业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勇敢主要表现为对于财富的追求与占有以及对于冒险的热爱与尝试。此时的勇敢更多的是商人的勇敢、企业家的勇敢、科学家的勇敢以及市民的勇敢。总之，勇敢适应市民社会的发展并有了新的样式，它具有鲜明的商业社会特质，它不同于古希腊城邦公民的勇敢，也不同于中世纪信徒的勇敢。勇敢的如此变迁体现整个社会时代精神与价值观念的急剧变革。这种剧变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有着精彩的论述——“人的努力，好像到处均无天然的止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种运气好坏的经常反复，这种推动美国人一致向前的感情冲动，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变化莫测的起落，全部汇合在一起，就使人们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奋发图强和不甘人后的狂热状态。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就像一次革命，就像一个战役。这些同样的原因在对每一个人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给国民性打下了不可遏止的冲动的烙印。因此，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特别是善于创新的人。这种精神都真实地体现在他们的一切工作当中。”①
其次，勇敢的形式发生了转变，尚武之勇让位于文明社会中的理性之勇。“随着文明的发展，其它的反抗形式变得比尚武的勇敢更为重要了。其中我想指出的主要形式可以叫做文明的勇敢：思想独立和具有个性的自我决断，它们是个人对于或强或弱的外部因素所施加的巨大压力的反抗形式。”②这种勇敢强调自我，追求自由，反抗压迫、奴役与盲从。因而我们看到，在文明之时代，勇敢有了新时代的内涵，而这一内涵就是强调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基础之上的自我确信与自我实现。由于主体有了自我确信，因而主体便不会盲从，也便消除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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