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其人其书及管氏家族研究》：
管仲忍辱负重，并不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相反，他不卑不亢，充满了自信。管仲尽管在逆境之中，但始终不放弃追求理想，充满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好品德，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理想高度。
据《管子·大匡》载，齐僖公任命鲍叔牙傅公子小白。鲍叔牙认为傅公子小白日后不会有前途，便拒绝出任，称疾不出。当时，召忽支持鲍叔牙的做法，要求鲍叔牙坚决不要辅助公子小白，而与自己、管仲一起辅助公子纠，并表明自己将以死来捍卫公子纠的君主之位。他说：“百岁之后，吾君卜（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则不同意召忽的观点，管仲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尽管当时管仲只不过是齐僖公刚刚任命的公子纠的“傅”，以后的政治前途如何还非常渺茫，但他不放弃这一机会，并且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认为自己生则齐国利，死则齐国不利，大有振兴齐国舍我其谁的气魄。这充分说明尽管境遇不太乐观，但管仲总是充满自信，从不气馁。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管仲身陷囚车之中，从鲁国被押解返齐，来到齐境，饥饿难忍，向封人乞食。当时，封人或是出于对管仲的崇敬，或是预见到管仲日后能够执政于齐，对管仲极为恭敬。他“跪而食之，甚敬”，并悄悄地与管仲套近乎，问管仲：“不死而用齐，将何以报我？”而管仲毫不犹豫地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当时管仲只不过是一个身戴桎梏、被囚于槛车之中的待罪囚徒而已，处在自己一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这时封人“跪而食之，甚敬”，但他丝毫不讲私情，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执政于齐，将用贤、使能、论劳，丝毫没有个人恩惠可言。可见，管仲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逆境之中，都绝对不会狗苟蝇营，始终堂堂正正，不失作为国家栋梁的恢宏气度。
又据《管子·大匡》载，在管仲从鲁国返回齐国之后，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当时，管仲提出了建立霸业的施政目标，齐桓公不同意，认为只要使齐国安定就行，不必争霸。管仲力争，齐桓公还是不同意，这时管仲提出辞去相位，他说：“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此时，管仲刚就相位。在此之前，管仲箭射齐桓公，险些要了齐桓公的命，而在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齐桓公不仅不记一箭之仇，反而直接任命管仲为相。受此际遇，千载难逢，一般说来，感激涕零、唯命是从是常态，但是管仲没有沉浸于感激之中，更多考虑到治理国家的责任，他以“君霸王”为己任，这是他一贯的理想。这充分说明管仲追求的不是禄位，而是“君霸王”，并且他始终保持着对这一理想的不懈追求。
其二，“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据《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说他自己“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长期的生活磨砺使管仲善于权衡利弊得失。管仲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善于取大义而不拘小节。
管仲的这一生活个性在他不为公子纠死节一事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突发奇想、偶尔为之，而是因为他一贯的思想主张。早在齐僖公时，管仲就主张只为国家社稷而死，而不为君主死节。据《管子·大匡》载，齐僖公让鲍叔牙傅公子小白，鲍叔牙称疾不出，当时在劝说鲍叔牙接受任命时，管仲云：“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后来，鲍叔牙在劝说齐桓公一定要重用管仲时云：“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就是说，管仲不为君主死节不仅是不为公子纠一人死节，也不会为齐桓公死节。鲍叔牙与管仲为莫逆之交，两人相当了解。鲍叔牙说管仲不为君主死节是基于对管仲的充分了解做出的评判。不为君主死节是管仲的基本主张。《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贵轻重，慎权衡”。意思就是，管仲善于比较多重事物之间孰重孰轻的关系，君主与国家社稷相比，在管仲看来，国家社稷至上，所以他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社稷作为行为目标，反对为君主死节。由此可见，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功名”应该指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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