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境外研究通论：以欧美、东亚为中心》：
他首先分析指出这四说体现了四种系统思想，进一步说是社会理想，这四说从本质上看与《管子》一书所阐述的社会理想是矛盾的，如果盛行，会对《管子》书中所阐述的社会理想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管子》一书的作者通过预测四说占优势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现象来阐述捍卫自己的观点。接下来，重泽俊郎一一对这四说做了阐发。
重泽俊郎认为“寝兵之说”是一种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是战国时代的宋钘。通过对宋钘思想的分析，重泽俊郎说：宋钘的“寝兵说”决不单纯是由战争表面的厉害导出的，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世界观。他的“见侮不辱”思想、他的“别宥”思想是他主张“寝兵”的思想基础。重泽俊郎认为宋钘的这种价值观产生于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不信任，是基于怀疑论立场生成的一种意识，宋钘消极主义的哲学基础也在于此，这体现出宋钘思想与道家思想的部分一致性。重泽俊郎又说，宋钘的这样一种怀疑立场使他对权威的依赖感也比较淡漠，甚至给予否定，这与倡导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是尖锐对立的。宋钘的价值意识是以对权威的怀疑为基础的，这也是其“别宥”思想形成的契机。别宥就是不为事物所累或从事物的拘执中超脱出来。重泽俊郎强调，不拘泥于事物的态度尤其是怀疑自我主张之根据的态度，其价值取向在于排除事物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差异，主张平等。这种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展开，自然会导致对法家理想中的社会状况弃之不理，所以，这一思想与管子的基本思想是背道而驰的。管子强调富国强兵，并希望以此在政治上称霸天下，他自然不会首肯取缔武力的主张，也不会将阶级、权力视为“宥”而主张“别宥”，所以从哲学意义上看，宋钘的思想与管子的思想存在着矛盾，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因而这种思想理论会被管子视作威胁，被重点提出。
作者其后又分析了“兼爱之说”和“全生之说”，兼爱思想是墨子提出的，而“全生之说”主要是杨朱的思想。兼爱是利他之心，但杨朱的“全生”是要保持人的天性，不为外物所累，追求完全自由。重泽俊郎说：对杨朱来说，利他是全性保真的大敌，他强调弃绝一切利他意识，人们总把精神消耗自己的最大原因归结为反自然的行为，反自然的行为会歪曲毁损本真。杨朱强调守静，因为杨朱认为自然是由守静确立的，不利他就是为了主观上的守静。但杨朱的不利他也非世俗的利己观念，换言之，杨朱的“全性保真”要求静性，同时也要求克服动情，守静的本质在于贵己，亦即尊重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对人所具有的非“静”的东西，杨朱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兼爱”这种极端的“利他”行为就更激起了杨朱的非难。重泽俊郎分析说，杨朱排斥“他”，目的在于纯正自我，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并非世俗的快乐主义，是需要积极的努力才能达成的，它的核心是贵己。但是贵己精神的极致是“无君”，如果主张“无君”，那么国家社会的成立也就不可能，这一思想与管子的思想是相抵触的。重泽俊郎认为文章曲解了杨朱学说的内涵，没有看到真正的“全性保真”思想的出发点，将“全生之说”与追求滋味声色结合起来，意即人君如听从“全生之说”，那么上下就会纵欲妄行，男女无别，礼义廉耻就立不起来，这种解释不得不说是大错特错的。同时，“兼爱”的墨家主张也会使人对战争持强烈批判态度，如果“兼爱之说”占优势，导致“士卒不战”也是不言自明，自然要被强烈反对。
至于“私议自贵之说”，解文是以隐遁思想来解释的，重泽俊郎分析道，隐遁思想可以表现为对社会全面的、根本的否定，也表现为一时的、部分的否定，主张从权力秩序的统治下脱离出来而营造一种别样的世界。解文将“私议自贵之说”与隐遁思想结合起来是正确的，正因如此，《管子》的作者才将这种想法视为很大的威胁，认为长此以往，将会上令不行。重泽俊郎认为这种思想源于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综上，他对“九败”中的前四说做了详细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以宋钘、杨朱、墨翟、庄周的思想为根据而生出的议论，这些理论基础均是当时被称为显学的思想，也都形成了各自的体系，但与管子的思想格格不入，也正因为各自的政治思想不同，才被《管子》的作者认为不可小视，因此才被列入“九败”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管子经济思想的研究有了更多的进展，高质量的论文也日趋增多，一些著名的汉学研究者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木村英一、宇都宫清吉、町田三郎、金谷治、神谷正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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