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笑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有二：一是中国教育国际化，主要涉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来华留学生和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国际部和国际课程等；二是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The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等CS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改革开放初中外高等教育差距较大，因此为了缩小差距，中外合作办学应运而生。本书的主题在于中外合作办学对我国高等教育能力建设的影响。本书主要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以上海为样本，研究了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情况，分别从个体、机构和项目、高校和系统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实施现状及其影响。本书通过研究发现，中外合作办学在这三个层面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因此可以用“边缘革命”来概括中外合作办学对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的变化。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实证的中外合作办学对高校能力建设的影响研究”，是该议题领域一项具有高度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作者创造性地借鉴了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能力建设分析框架，将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五个层面的能力建设分析框架，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的实际特点进行了调整，重点从学生个体、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等层面切入，对中外合作办学对高等学校能力建设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

“边缘革命”是美国学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及其同事王宁2013年在专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出的概念，意指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改革很少发生在政府掌控并投入大量资本的核心地带，作为既有利益的获得者以及政府监管的重点对象，这些地带很少能够跳出现有的制度框架进行思考。相反，处于“边缘”地带、被贴上“落后”标签的各种非公有经济一方面受国家控制最弱，因而最有可能从全新的视角，突破制度上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由于非公有经济远离权力中心，改革失败的风险可以被“控制在最低程度”（科斯、王宁，2013：95），因而政府对其抱有较高的容忍度。于是，这些边缘地带的经济力量渐渐成长壮大，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既有的经济体制。

本书中，“边缘”这个词在前文的论述中反复出现，并与前文提出的其他许多概念（比如“距离”和“表面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将在下文详述）。此外，在高等教育领域，当我国开始向国外的高校打开大门时，借助中外合作的边缘力量推动主流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是政府的重要考虑之一，而且这一理念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接纳。正如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在访谈中所言：

高等教育很多体系性的改革，难度来自很多外部的牵扯。它已经形成一个生命体，它里面的骨架、肌肉、血管都已经形成，你动手术的时候就很难了……你要动这个手术的时候，哦哟，可能碰到了这根血管，不行了……国际化可能是一条改革的路径，用一种外力来促动它。内循环中很难突围，这个里面弄来弄去，弄不出来。为什么现在把国际化提得比较高呢？因为大家普遍把国际化作为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改变的外部力量，所以国际化成了大家普遍寄予希望的改革路径。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有鉴于此，本书借用科斯和王宁的“边缘革命”一词，来归结中外合作办学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的变化，应该不算突兀。图36显示了本书的主要发现。

图36中外合作办学在高校能力建设中的边缘革命

在图36中，中外合作办学在高校能力建设中的“边缘革命”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这是一场来自现有体制边缘的革命，图左半部分体现了这种革命“源头”的边缘性。图中用虚线为“中外合作办学”勾勒了一块很小的空间，而代表“本土院系”“高校”和“高等教育体系”的矩形不仅面积比代表“中外合作办学”的矩形大了很多，而且使用了粗实线。本书希望通过这种线型和面积上的对比，凸显合作办学在现有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非主流”地位。这种“非主流”或者“边缘”的地位，大致有如下四种表征。首先是规模的边缘化，除非有极端事件发生，否则，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1.5%的合作办学规模，很难对占总体98.5%的庞大的本土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几乎为零，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1996年底，在非公有制经济机构中就业的人口上升到就业劳动力总数的6.3%，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达16.7%，且之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的势头。到2014年，非公有制企业已占我国企业单位总数的57.5%，聘用的员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2.6%［1］，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超过60%（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刘阳，2016：33），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生力军。中外合作办学完全不可能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的这种规模扩张，因为其中牵涉到高额学费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所以在政府制作的蓝图中，合作办学的学生数被限定在了高校在校生总数的5%以内，其核心使命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改革探索。

我们要种田，这块是传统的田，但是我希望做一种能够达到更高产量的试验，那么我划出一块农村里所谓的“试验田”。但试验田不可能占我田的一半，试验只要在这个试验田里种下新的种子，然后进行对比，两种田结了几粒稻谷，这个叫试验。好，从试验田的定位出发，教育部现在设计了几条政策。第一条，独立设置的大学两年内暂停审批，因为现在外地一窝蜂，不得了。第二条，在你这所高校中，你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占你总学生数的比例不能超过5％。也就是说，我划出5%这一块让你做试验，我不允许你不断地扩张，因为你扩张的动机很大……所以这方面应该给它画一条线，5％。试验机会给你了，你用好这个机会。你如果超过了这个比例，你要收缩的，如果你还没有用足，那么你充分想好，这是叫你做改革试验的，改革试验做好了，要叫你辐射的。这在制度上已经强调得很清楚了，对吧。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尽管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早在十年前就提醒说，“跨境高等教育无法实现能力建设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规模太小，难以产生明显的影响”（OECD 　&　 The World Bank， 2007：12），但我国政府为中外合作办学设定的“小规模、大变革”之路，短期内不会改变。

其次是学生的边缘化。中外合作办学扮演的“另一种”高等教育入学通道的角色，尽管从未被正式写入政府文件，却已是广为人知的现实。在此，“另一种”既指相当数量的学生未达到自己喜欢的本土院系的录取分数，转而选择进入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也指部分原本无法踏入所在高等学府的学生在支付了远高于本土院系的学费之后，获得了入学的机会。无论何者，其低于其他学生的入学分数，都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从一开始就贴上了“弱者”的标签，无法与按“正统”方式招生的本土院系匹敌。

第三是合作办学经验的边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外合作教学与本土教学的相似性上。尽管“西方的”教学风格无论在理论还是异国高校的实践上都与传统的本土教学有着天壤之别，但师生之间的语言隔膜以及集中式的课程安排等因素，迫使外方教师改变其惯用的教学方法，转而以传统的讲授为主体。正是两类教学的这种相似性，使得本土院系难以从合作办学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不少教师和管理人员甚至承认，一些本土院系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走在了合作办学的前列。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本身专业能力的边缘化。造成这种边缘化的因素很多，比如，为满足学生市场需求、强化外语教学而导致的专业教学上的缺陷，因教学上的额外投入而导致的学术研究能力的弱化，因在专业教学上与外方高校和本土院系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导致的学科建设能力不足等。在按学术研究能力分配话语权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都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与本土院系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

序1 1

序2 1

致谢1

第一章引言1

第一节跨境教育与能力建设：研究问题的提出3

第二节概念与范围界定6

第三节已有研究述评10

第四节本书的结构与方法47

第二章个体层面56

第一节工具性的学生期望56

第二节与众不同的教学过程67

第三节学生的成长与满意度144

第三章机构和项目层面165

第一节教师的成长与困惑165

第二节合作办学机构：系统化的资源引入模式？184

第三节边缘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危机193

第四章高校和系统层面201

第一节经验与资源的传播路径201

第二节影响经验与资源传播的因素215

第三节表面化：经验与资源传播的效果260

第五章结论：边缘革命268

参考文献275

附录：访谈列表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