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12. 新媒介”
作者：马克·B.N.汉森
新媒介这个术语已经流传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似乎毫无特指性。在我们身边，“新”媒介无处不在。我们用“新”媒介设施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无论是工作、玩耍，还是获取资讯、与朋友熟人交流，我们都离不开新媒介。同时，由于近来对旁路技术的研究，那些明日黄花——如对角镜、电磁电报、五官轮廓测量仪——重新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人们已经就新媒介著书立说，一方面将其视为数字技术汇聚的结果；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阐述所有媒介在诞生之时所具有的新颖性。剖析这些当代课题，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便说不上是错综复杂，那也至少是相互补充，而“新媒介”这一核心术语的含混性或二重性是造成这种关系的根源。
“新媒介”既是单数，也是复数。当人们引入、传播新媒介这个概念时，新媒介指的既是一个本质不同的新型媒介，也是许多种媒介，甚至是每一种媒介。媒介革新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新媒介的复数特点与此宏观辩证法携手共进；而新媒介的单数特点则表明，我们今天可能恰好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僵局：事实上媒介可能会与技术手段分离，然而恰恰是通过技术手段，一个文化才能储存它的知识和历史（见第13章，“硬件/软件/湿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情况：媒介（指的是经验的储存、宣传、散播）已经与其自身的技术基础设施相分离，与计算机网络和机器相分离，然而恰好是这些东西撑起了我们所说的媒介的半壁江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将怎样理解人类及地球生命的未来命运？这些都是“新媒介”所谓的“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新媒介的两张面孔——单数面孔和复数面孔——都是在媒介革新辩证法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出现的：通过改变经验生产的条件，也就是说，新媒介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新媒介也破坏了现有的生存模式——如生理模式、心理模式、集体生活模式。匮乏与补充的融合成了许多批评家所说的西方思想中媒介革新的基本场景，即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书写这一新媒介的思考。书写具有药的地位，它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既是对记忆的威胁，也是对记忆的延伸。修斯（Theuth）神话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深刻的含混性。埃及的神修思创造了书写，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说：
在谈到书写时，修斯对（埃及国王塔姆斯[Thamus]）说：“哦，国王陛下，我这门学问将会使埃及人民变得更加智慧，能提高他们的记忆力；我的发现是治疗记忆和智慧的良方。”但是国王回答道：“哦，多才多艺的人啊，对一个人而言，他可以用才艺来创造艺术品；而对另一个人而言，他倒是要衡量一下才艺给使用才艺的人所带来的利弊。书写出自你，因而你对书写充满喜爱，然而你与自己的喜爱之情争辩，这一点恰好暴露了书写的反面效果。如果人们学会了书写，遗忘将在他们的灵魂中扎根，他们再也不会去操练记忆，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他们再也不会发自内心地记住东西，相反，他们只能通过外部记号的手段记住东西。你所发现的不是记忆的良方，而是记忆的提示器。你给你信徒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仅仅是智慧的赝品。”
修斯对书写有所保留不无道理。这个神话抓住了最根本的二重性。从书写发明以来，这种二重性就一直在驱使着媒介革新：每一种新媒介的操作方式都是将某些人类认知、记忆功能外化，每一种新媒介都有得也有失。既然这样，即使书写会导致先天记忆术的衰退，但它也能为先天记忆提供外部补充，而这种补充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信息在激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个驱动媒介革新的根本二重性常常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就运用了赫西俄德（Hesiodic）关于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的神话，来描绘人的独特性，同时也抓住了我们严重依赖技术这一特点。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柏拉图的重要细节：爱比米修斯肩负着一个使命：用合适的力量将凡人武装起来。在分配能力时，他遵循的是补偿原则，他将生存的能力赋予每个生灵。他不是特别聪明，因为他把所有的能力都用到了牲畜身上，给人类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兄弟普罗米修斯不得不去偷窃天火，因此名垂千古。难怪普罗米修斯比爱比米修斯更出名。正因为我们有了来自普罗米修斯的遗产，所以柏拉图说，我们人类“也吃了天神的仙丹”。通过运用火的艺术，也就是说，通过使用技术，我们因此也有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对火的运用导致人类能清楚地发声，能给事物命名，能发明“房屋、衣服、鞋子和床”。火的运用导致了农业的产生。我们还可以将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和新媒介添到柏拉图所开列的清单上去。在许多人看来，新媒介、新技术导致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越来越强大，而且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如今甚至连生命本身也能控制。
由于从神那里偷窃了天火，普罗米修斯遭受了无穷的惩罚，这一点不应该忘记。事实上，恰好是神话中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中一再出现，在大规模技术变革发生时一再出现。仅举一个例子，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弗兰肯斯坦：或当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中将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塑造成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科学家，他盗取了生命的火花，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个故事是在对工业化进行批评吗？这个故事是在呼吁以恰当的方式繁殖后代吗？我们权且将雪莱故事中寓言方面的问题搁置一旁。此处重要的地方在于这个故事是在祈求普罗米修斯注意到这一点：人类与新技术有关系，但关系暧昧。任何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似乎总免不了与恐惧相伴：我们越界了，我们引进了某种会残害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我们只需要想想电影刚刚出现时，人们心中涌现的焦虑，其范围包括了从生理方面（电影会破坏我们的视力）到道德方面（电影会迎合我们的低级冲动）。或者想想今天围绕着基因工程和干细胞研究而出现的种种焦虑。这个神话的核心内容长盛不衰，它似乎指向了跟适应新事物有关的辩证法：新媒介引入的经验模式挑战了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在变得从文化上能够为人所接受的过程中，或者在“自然化”的过程中，新媒介必定会惹人焦虑不安、抵挡抗拒，甚至招人敌视。这个辩证法中的普罗米修斯维度强调了一个事实：这种焦虑并非琐碎，亦非误导。相反，这是人类在体验文化变革时的一个根本维度。
正是这个媒介革新中的辩证法让我们能深入理解加拿大媒介研究前沿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作品。他的作品常常被人误解，却影响深远。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1964）及其他各种文本中，从汽车到计算机，麦克卢汉对媒介进行了全面总结，他将媒介描写成既是人类身体的延伸，也是人类身体的自我截肢。对麦克卢汉来说，媒介技术的发展（直至那个时候所谓的当代电子技术）是神经系统的外化。如果用今天的术语，我们可能会这样描述：人类认知能力以技术的形式分布于环境之中。麦克卢汉在谈论新媒介这个话题时，也许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直致力于将媒介形式与媒介运用相结合。事实上，正是这一点绝佳地预见了如今所谓Web2.0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它将网络时代内容（运用）与形式（技术）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展现到了极致。人们普遍简单地将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情况远非如此，如今麦克卢汉可以被视为一名深刻的社会分析家（他过去一直是）。在说到“媒介即信息”时，麦克卢汉显然并不是为了推进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教条；相反，让某种特殊媒介造成大规模社会影响，这才是他寻求建立并要推到最前沿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又不是指个人和群体对特殊媒介的具体部署及运用。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广泛采用某种特殊媒介会带来不同程度乃至更高程度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远高于人们用这个媒介来传输这样或那样的内容。媒介不可能没有内容，即便是这样，也能够这样，但如果将一个媒介的社会影响简化为这个媒介所传输的内容，那么对于伴随着信息处理和信息消费文化的技术变革而出现的深刻变化，人们就会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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