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新：安徽歙县人。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现任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编著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的出版与经营》《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往事一抹风流——世说民国学人》《环游谈荟》《中外出版教育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等，主编《出版教育探索与实践》《版权贸易教程》等，主译《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

本书着重介绍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书业概况，主要涉及兰登书屋、克诺夫、西蒙-舒斯特、哈珀、双日、利特尔-布朗、法尔-斯特劳斯-吉鲁、格罗夫及新美国文库、巴兰坦等知名出版公司。同时，书中对当时著名出版人、天才编辑的出版轶事以及他们对美国出版业的贡献也有精彩描述，尤其介绍了美国大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和名人编辑肯尼迪夫人的煮字生涯，以此反映美国乃至西方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图书为王，文学当道

                       ——美国图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孰更优？

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是指人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也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而就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图书出版业而言，当然也有它的“黄金时代”及其特征表现。那么，这个美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呢？

美国“二战”后最伟大的编辑之一罗伯特?戈特利布曾在《罗伯特?戈特利布：编辑的艺术No.1》（原载于《巴黎评论》1994年秋季号，作者：麦克法夸尔?拉丽莎）中指出：“我视之为‘黄金时代’的那个时期，却被另一些像艾尔弗雷德?克诺夫这样的老前辈视为‘平庸时代’，这是相对战前出版业而言的，他们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戈特利布所谓的“黄金时代”即二十世纪的“二战”以后到80年代初期的美国图书出版业，也是他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和克诺夫出版社大显身手，达到事业顶峰的时期。从目前资料来看，这是对“黄金时代”最早的提法。老一辈出版人，特别是他的前任、克诺夫出版社的创始人老克诺夫崛起于“一战”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退休。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才是所谓的美国出版业“黄金时代”。

这是两代出版人对美国书业黄金时代的不同理解，各有各的道理。纽约大学的约翰?特布尔教授是研究美国图书出版史的权威专家，他在《美国出版业的兴起与转变》（1986年）一书中持与老克诺夫一样的观点。他指出，在这个时期，除了像哈珀、斯克里布纳、普特南、达顿这样的老出版社再次焕发青春之外，新一代出版社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最，比如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约翰?戴出版社（赛珍珠和林语堂作品的出版商）等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当然还有两大图书俱乐部——文学会和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诞生。正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大师级编辑马克斯维尔?珀金斯培育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厄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一代作家，造就了“迷惘的一代”，成为那个时代老牌出版社焕发青春的一个缩影。正是作家和编辑的共同努力，成就了美国文学在世界地位的不断上升。

2008年9月，每月一书俱乐部前董事长阿尔?西尔弗曼推出了《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The Time of Their Lives：The Golden Age of Great American Book Publishers, Their Editors and Authors）。他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工作了16年之久，一路做到了董事长，随后在维京出版社度过了9年的编辑生涯，是索尔?贝娄、威廉?肯尼迪等大牌作家的编辑，在美国书业界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他历时5年时间，采访了120位编辑、出版人、老板和其他有关当事人，写成此书。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两位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要比“二战”后的三四十年更加辉煌璀璨。

西尔弗曼认为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应该以那场惨绝人寰的“二战”宣告结束的1946年为开端，一直追溯到整个出版业全面呈现出保守僵化态势之前的二十世纪70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这种僵化态势始于60年代，那时一批卓越的老牌出版人正逐渐被那些以赢利至上的商人所取代。正是得益于伟大的图书编辑的帮助，美国作家呈现了他们最好的作品，同时造就了美国文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也成就了美国大众图书出版业的繁荣。而从时间来看，这个黄金时代的衰落时间距离《美国出版业的兴起与转变》的成书才有五六年时间，因此特布尔教授的观点毫不奇怪。值得一提的是，正是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以贝内特?瑟夫为代表的广大出版人，在“二战”以后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从而成就了戈特利布和西尔弗曼所谓的“黄金时代”。

阿尔?西尔弗曼采访了众多的编辑、出版人、老板和其他有关当事人，听他们讲述那段令人难忘的黄金岁月。很让他吃惊的是，有如此之多的受访者在访谈结束时都会对说同样的一句话：“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当然，这也是西尔弗曼写作本书的目的所在。

六大因素造就之！

简要说来，这个美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的造就有这么几大因素：

一、高素质读者的大量出现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本土未被入侵，因此美国图书出版业并未遭到破坏。作为“绅士们从事的行业”，它也不会因为战争缺乏人手。在“二战”中，有将近1200万美国人应征入伍，他们服役的期间大多在等待中度过，正好借看书打发时间，因此阅读人口激增。“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美国政府未雨绸缪，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为1000余万退伍老兵们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机会。到1956年该法案结束时，220多万人因此受益，许多人进入了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训练，因此培育了一代优质的大学生和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为美国出版业提供了稳固的读者基础。

二、战争文学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战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也造就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厄内斯特?海明威这样的大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许多退伍老兵拿起笔来，以自身的战争经历为题材，开始了自己的作家生涯，为美国出版业输送了丰富的出版资源。

美国的战争文学到“二战”后发展到巅峰，其中的佼佼者有诺曼?梅勒、欧文?肖、詹姆斯?琼斯、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约翰?赫塞等。

诺曼?梅勒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空间飞行技术专业后应招入伍，到1946年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1948年，梅勒取材于本人的“二战”经历，采用士兵们熟悉的粗犷的“战壕语言”，在巴黎写出了成名作《裸者与死者》，既有对战争的现实描写，也有深刻的反思和探索。

欧文?肖也是“二战”期间入伍，先后在非洲、法国、英国和德国服役，从一等兵提升为准尉。《幼狮》是他的处女作兼成名作，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战争小说”之一。它通过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揭露了战争对正常人性的解构，出版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在1948年的美国小说类畅销书榜上，这两本书分列第二名和第十名。

詹姆斯?琼斯1939年到1945年在美国陆军当兵，因两次“违纪”而降级，退伍时仍然是列兵身份。这段压抑的生活，为他的“战争三部曲”（《从这里到永恒》、《细细的红线》、《口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三部小说反映了美国年轻士兵从入伍、受训、出国作战到回归本土的全过程，表现出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力。

另外，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约翰?赫塞的《墙》等，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影射了“二战”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当然受人青睐的还有赫尔曼?沃克，他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两部战争史诗多角度、逼真地反映了“二战”的历史状况。他们无一例外成为美国畅销书榜的宠儿。

三、图书审查制度的被突破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34年，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设法让政府解禁，在美国出版了原本被视为“淫秽”的《尤利西斯》，光精装本就卖了6万册，平装本则卖出了几十万本，成了兰登书屋的一棵摇钱树，也为它的战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尼?罗塞特领导的格罗夫出版社为“寻求因出版好书而带来的刺激和挑战，还有可能营利的机会”，在1959年连续向美国政府的图书审查制度发起冲击，迫使其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解禁，并接连出版了威廉?S. 伯勒斯的《裸体午餐》、弗兰克?哈里斯的《我的生活与情爱》、约翰?瑞奇的《夜之城》、琼?吉尼特的《鲜花圣母》和《窃贼日记》等，暴风骤雨般摧毁了美国文学审查的壁垒。虽然也有人指责罗塞特“弄脏了出版业的脸面”，但他由此打造了属于格罗夫出版社自己的黄金时代，也为其他美国出版社开辟了道路，并造就了美国文学的繁荣。

四、伟大编辑的成批出现

这个时候的美国出版业奉行的是“编辑至上”，管理部门和利润指标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比如，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管理部门的工作只是在编辑部门购买文具用品时提醒他们少花点钱而已。当时的其他大型出版社，如兰登书屋、维京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等等，也大同小异。他们的“指挥系统”是直接从老板到出版人（有时是同一人）到编辑，管理部门只是公司的管家婆，属于“旁系人马”，出版社的重要会议也没他们的份。此时的编辑在干什么呢？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当时的编辑、后来的总编辑迈克尔?科达在《因缘际会》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公司里如果听到什么新的消息，好比获选为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主打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或是终于收到期盼已久的稿件等，大厅走道上就会突然响起一阵骚动，然后大家争先恐后地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戈特利布如果发现了喜欢的作品，他会到走廊上大声地念上几段，身边就会立刻围过来许多人，催促他赶快签下购书合约，当然偶尔也有请他打消念头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版社也成为作者们惬意的家，常常不请自到。兰登书屋的编辑总监贾森?爱泼斯坦曾经说：“不过，我还是认为那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作者们常常不请自到。W.H.奥登会穿着毛拖鞋来社里，将书稿放在我的桌上，咯咯地笑着说：‘你们最好现在就把稿酬给我。’”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四大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罗伯特?吉鲁、科克?史密斯、罗伯特?卢米斯。

罗伯特?戈特利布是不同于珀金斯的新型编辑。珀金斯类似于“作家的保姆”，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厄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的作品呕心沥血，甚至代笔，但吃力未必讨好。戈特利布则是“作家的朋友”，他的使命就是帮助作家写出最好的作品，但绝不越雷池一步。他先后供职于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在50年编辑生涯中编辑了1000多本书，表现出良好的文学修养、饱满的工作热情、独到的编辑眼光和高超的编辑手法，因此被称为“编辑中的编辑”、“最具天赋的编辑”。与他合作过的著名作者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如果没有戈特利布，也许美国历史上就少了约瑟夫?海勒、约翰?契弗这样的著名作家，托妮?莫里森也许就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也少了一位知音。

和罗伯特?戈特利布一样，长期供职于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罗伯特?吉鲁也是珀金斯的忠实传人之一。2008年9月5日早晨，94岁高龄的他去世，欧美各大媒体纷纷冠之以“文学巨人的养育者”“改变美国文学形态的出版人”等等。

在近60年的编辑生涯中，吉鲁运用他的“神秘之手”，出版了很多著名作家的第一本书：杰克?凯鲁亚克、弗兰纳里?奥康纳、琼?斯塔福德、伯纳德?马拉默德、苏珊?桑塔格、威廉?加迪斯等。在他编辑过的作家当中，不少于七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T.S.艾略特（1948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0年）、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78年）、威廉?戈尔丁（1983年）、纳迪娜?戈迪默（1991年）、德雷克?沃尔科特（1992年）和谢默斯?希尼（1995年）。《纽约时报》的职业书评人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称赞这位“文坛伯乐”是有着“黄金标准文学品位”的出版人，此言不虚。

科克?史密斯俨然是一个美国出版界的超级传奇式人物。他身为编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一向神秘低调的托马斯?品钦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品钦以其最古怪的性格和最耀眼的作家身份，而闻名于当时的黄金时代。他们两人之间既是工作关系又有朋友情谊。身为编辑的科克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品钦成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在他的细心呵护下，品钦先后出版了《V》、《第49号拍卖品》、《万有引力之虹》。其中，《万有引力》不仅位列当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第八名，而且帮助品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罗伯特?卢米斯为兰登书屋服务了五十多年，其作者有威廉?斯泰伦、玛娅?安杰卢、丹尼尔?布尔斯廷、尼尔?希恩、乔纳森?哈尔、约翰?托兰，等等。

而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兰登书屋围绕传奇编辑萨克斯?康明斯打造的编辑群体。在兰登书屋这么多年，他合作过的作家有西奥多?德莱塞、格特鲁德?斯泰恩、W. H. 奥登、辛克莱?刘易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欧文?肖、沃尔特?范蒂尔堡?克拉克、理查德?特里加盖基斯、伊萨克?丹森，还有尤金?奥尼尔和威廉?福克纳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不止于此，兰登书屋的两位老板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还围绕萨克斯?康明斯打造了一个颇具活力的“编辑群体”，包括：罗伯特?K.哈斯、哈里?莫尔、罗伯特?林斯科特、乔?福克斯、艾伯特?厄斯金等。

五、出版人年富力强，独立经营

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图书出版业形成的一个传统——合伙制。这从出版社的名字可见一斑。

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创办者是理查德?西蒙和马克斯?舒斯特，前者时任汽车销售杂志编辑，后者从事钢琴推销。1924年，两人合资8000美元，一个主管编辑业务，一个负责市场营销，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他俩在一个临街小铺里面对面摆了两张桌子，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纵横字谜书，新公司就这么开张了。

其他还有：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查尔斯?C.利特尔和詹姆斯?布朗、雷纳尔-希区柯克出版社的尤金?雷纳尔和柯蒂斯?希区柯克、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亨利?奥斯卡?霍顿和乔治?米夫林、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约翰?法勒和罗杰?斯特劳斯等，不胜枚举。开夫妻店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克诺夫出版社的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和他的新婚妻子布兰奇、万神殿出版社的库尔特?沃尔夫和海伦?沃尔夫夫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兰登书屋的名称上虽然没有体现合伙人的名字，但创办者也是两位：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两人各出资10万美元，从即将破产的霍勒斯?利夫莱特手中买下了“现代文库”丛书。瑟夫负责编辑、广告、公关和推广；克洛普弗主管行政和印制。但是发行则是两人共同承担。在创办后的很长时间里，两人共用一个办公室，办公桌也是面对面，而且共用一个秘书。虽然贵为创始人和大股东，他俩的工资甚至比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和发行员还要低。这种和谐的合伙关系一直延续了55年之久，直接把兰登书屋送上了美国第一大出版社的位置。到1959年兰登书屋上市时，它的股值高达200万美元，是他俩当初投资的20倍；到1965年底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收购它时，出价是2700万美元，是当初投资的135倍。

“黄金时代”的美国图书出版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家族式经营。当时的出版人经常得意地称自己是“家族企业”。他们的意思是大部分出版社都是私人经营的企业，资产由其创办人或者私人家族拥有，比如哈珀出版社的卡斯?坎菲尔德父子、维京出版社的金兹伯格父子、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阿瑟?桑希尔父子等。而双日出版社的父业子承关系维持了三代以上；斯克里布纳出版家族的承继关系维持了五代以上，其总裁无一例外地都叫查尔斯?斯克里布纳。

六、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

经过惨绝人寰的“二战”之后，老牌出版强国英国和西欧各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出版业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作家变得“无家可归”。 由此，美国的图书出版人们开始实施他们自己的“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那些已然处于黄金发展期的老牌出版社，诸如克诺夫出版社、兰登书屋、维京出版社、哈珀出版社和双日出版社等等，就是那些新兴的出版社，从法勒-斯特劳斯出版社到巴尼?罗塞特的格罗夫出版社，再到雅典娜神殿出版社，也在从法国、德国、意大利、拉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张旗鼓地网罗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由此，美国取代英国和欧洲成为全世界图书出版的中心。

比如，朱迪丝?琼斯为双日出版社发现了《安妮日记》；巴尼?罗塞特为格罗夫出版社带回了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乔治?布拉齐勒为他的出版社带回了亨利?马蒂斯的《爵士》；拉尔纳德?布拉德福德在他的一次英伦之旅中带回了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西蒙?迈克尔?贝西为新生的雅典娜神殿出版社买下了安德烈?施瓦茨-巴特的《惟一》，举不胜举。1971年，新任总编辑汤姆?麦考马克去英国伦敦出差，希望那里的出版社和代理人能向尚不知名的圣马丁出版社“施舍”一些还没有卖出美国版权的书稿，带回了英国一个兽医写的一本青少年读物《如果他们会说话》。结果，詹姆斯?赫里奥特接连奉献了《大地之歌》、《大地之声》、《大地之恋》、《大地之爱》。上帝般的赫里奥特造就了圣马丁出版社。

图书为王，文学当道——美国图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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