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非洲》：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一度以研究主体（研究者）是西方人、研究客体（研究对象）是非西方人的事实呈现出来。而此种事实却俨然表明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性。尽管人类学在之后力求尽可能地以当事人的身份去思考和考察研究对象，但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开始就产生的难以弥合的罅隙，最终不得不使得人类学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独特的学科命运。
除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分离性，知识与政治之间的交融性，同样是人类学难以回避的命题（其实，借助研究主体是西方人、研究客体是非西方人的事实，就能够一定程度地表明不同的身份属性中包含着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在不同的社会属性中却体现着一定的国民背景或政治意图）。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历史经历，使人类学从一开始就穿梭于作为科学性的学科与作为利益工具的政治之间。即便殖民主义统治体系瓦解后，在非洲对主体性的追求及对本土知识的重构过程中，仍然穿插着学科与政治互动的逻辑。一直以来，人类学在努力追求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时候，它在非洲大陆依然被当作人们制定公共政策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被当作是实施公共决策及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在实际探索研究过程中，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因为人类学家的选择和期待受制于他的知识结构、价值判断，甚至他的国民背景、族群身份或社会地位等。尽管也有人类学家部分地做到了对上述范畴的超越，但是，人类学浓厚的西方渊源性、研究对象的“他者”性，以及聚集主流观念的社会性，却难以抹去其至少在历史上就是政治妥协、政策协商，以及学科创建者们小心维护的边界色彩。
长期以来，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始终处在影响人们认识的交叉口上。这既牵涉到学科与政治独立性的问题，也牵涉到学科与政治交融性的问题；既牵涉到知识创造的问题，也牵涉到科学技术怂恿的问题。
随着时空的不断推进，对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从政治文化化、文化政治化的切入点来探索，已是认识和理解非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研究已愈来愈是非洲走向国际化，以及国际社会与非洲交往过程中提升人们价值与素养的一门重要学问（对于那些与非洲有着交往的国家、民族、地区或个人来说，具备人类学视野下非洲及其社会文化的相关知识，无疑能一定程度地减轻其在与非洲国家或社会各主体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阻力及障碍）。
这样，人类学就像是一副透镜。借助这副透镜，能够发现西方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技术民主及理性政治在深入非洲时所造成的偏执、狭隘，是如何使得非洲“道法自然”的社会格局遭到异化的。并且，借助这副透镜，还“能够让人懂得，在民族志描写所特有的细节关注”，以及“要求根据这种描写构建起来的模型所具备的效力和普适性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有直接的关联”。人类学与非洲之间必然演绎出一段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进程。
关于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探索，鉴于既定的历史渊源性及特定的社会轨迹性，对于一项基础性研究而言，一定意义地需要将科学研究当作政治主题来加以探索，以达到理解非洲社会历史进程而非因果解释非洲社会历史事实之目的。
在《人类学与非洲》中，将人类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置于非洲大陆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下来进行梳理和考察，旨在探索人类学是如何以非洲大陆为基础而锻造出一定的知识谱系以及人类学与非洲大陆的内在关联性是如何影响人类学本身的发展进程的，同时鉴于人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洞察其又是如何影响世界对非洲的认知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