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德，1953年12月生，云南昆明人，无党派人士。曾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彭泽益先生，并受益手吴承明等多位先生的亲炙。1986年，《封建依附关系的再认识》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奖励。1992年由云南省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硕士生导师并由云南省破格晋升教授。1998年合作申报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点获准通过。1999年获民族学博士生导师资格，主攻经济民族学方向。2003年受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年受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起，受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第七、八、九届专家组评审专家。云南省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在《哲学研究》《民族研究》《战略与管理》《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公开发表论文论著近五百万字；主要代表作有《民族经济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经济人类学》《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民族文化产业论纲》等。
　　
　　杜星梅1987年8月生，贵州兴义人，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民族学。先后在《民族研究》《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数篇。

　　《经济民族学》结合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民族学进行了系统的诠释。
　　《经济民族学》分导论、上篇、下篇共16章内容，既有理论架构的概述，也有实际案例的分析，由表及里，有理有据。作者以富于启迪性和讨论性的问题提出，在公共话语空间的质疑或责难中，激发人们的选择潜能、打通人们多样性选择的路径、拓展人们的选择空间，对经济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学术意义。

　　《经济民族学》：
　　三经济民族学中马克思理论的运用趋向
　　面对对马克思原著的不同理解，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解释，笔者的学识准备不足以对其“正确性”问题作出判断；况且，笔者也无意进行此类判断。毕竟，一种思想的提出，其要义并非自诩掌握了绝对真理，而在于交流及其相互的启迪性。与其说一种“思想”的提出是让人“信”的，不如说是让人“疑”的。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人固然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也影响这种意识形态；但人是有意志、有尊严的主体，不是可以任意雕刻或塑造的材料，诸如思想、言论等领域，不论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还是以道德的名义，都是无权予以剥夺的人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人性中确有缺陷和晦暗之处，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强迫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应该强调的是，“思想”的力量不在于灌输，而在于感染和熏陶。因此，如果能从恩格斯对人类认识中真理与谬误关系的论述中获得启迪，我们或许可以宽容这些不同的理解；如果要对马克思理论激发下的经济民族学进行评述，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体现了它存在的意义。
　　首先，西方受马克思理论激发的民族经济研究队伍的构成，不仅来自不同‘的方面、各自程度不同地带有原来理论体系的痕迹，而且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又与符号象征系统的探究、认知体系的揭示、解释框架的设置等一类寻求新理论工具的努力紧密相联。这既反映出，在当代的社会思潮中，对马克思理论的运用已经传播开来并且普遍化了；也反映出马克思理论在当代再现的多向性特征，马克思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形象，仍具强有力的影响，但是，旧式的标签很难成为当代知识发展趋势中的流动性、矛盾性和交叉性的指标。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演化来说，似乎已不存在任何清晰的范式界线或边界；也很难界定其在当前的核心性传统。
　　其次，在观点各异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中，其主流的意义，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基础的认识论问题，以及对马克思写作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不同社会力量冲突的感受，及其意识升华的所谓“悲剧情调”的日益关注。不能说这些理解已表达了马克思的本意，有的存在着偏差，甚至也有完全误解的可能。然而，西方以马克思理论所激发出的经济民族学场域，其存在的关键性意义在于，它看到教条化的解说在动态上，具有一种与理论本身是否具备真理性无关的宗教性结构。从而，它不是把马克思理论视为封闭的教义，而是把其理论构架视为一个开放的话语领域。
　　再次，经济民族学对“生产”这一马克思理论关键词的使用，表明它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并把政治经济学问题推进到意义和象征的冲突领域中，使政治经济学走向一个精确的、解释的和文化的方向；使意义和象征的文化建构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固有问题。推动经济民族学把文化意义和符号象征的生产，视为社会行动的中心实践或过程，而展开其范围广泛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研究；以图对有严重缺陷的政治经济学的宏观体系进行重建。这种思想努力的进程，使经济民族学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它不是去虚设一个逐渐成熟地迈向合乎理性的、标准的“发展经济”的模式，而是在其综合性的考察中，对那些歪曲了发展，并把财富或市场的政治控制汇集到某些群体、阻止它们流向其他群体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展开深入的分析。同时，如果说，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中，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对以往其表述异文化差异的肤浅和不足作出回应；是对只关心文化的主体性而不关心权力、经济学和历史背景的观点作出回应。那么，西方在经济民族学场域所展现的对马克思理论的探索，正使其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主要担当者。面对整个世界不断收缩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一技术的一体化结构，以及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向，从诸如一个非洲乡民为了答复人类学者的询问，竟然找出梅耶·福特兹（M.Fortes）的著作；一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小孩看见人类学家到来后，惊呼“人类学家来了！”传告家中把电视机藏起来等的传说中；从中国不少学者对“纯正”的民族文化正在当前的商品经济和旅游浪潮中消失的痛惜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原始的、与世隔绝的社会”已经消失；我们取之作为研究对象的，已是不再陌生的、人所共知的人文类型。
　　……

导论 经济民族学的理论担当与问题指向
一 经济民族学构建的理论前提
二 经济民族学研究的理论源流
三 经济民族学研究的问题指向

上篇 经济民族学的理论工具
第一章 结构一功能理论在民族经济分析中的运用
一 社会研究中的结构一功能理论
二 结构一功能理论的基点与反思
第二章 民族经济研究中的制度视野与实体分析
一 波拉尼与实体主义
二 实体分析的兴起
三 实体分析的主要理论范畴
第三章 民族经济研究中的形式分析
一 经济学理论工具与形式分析
二 形式分析的特征和意义
三 形式一实体论战对经济民族学的启示
第四章 马克思理论激发下的民族经济研究
一 马克思理论的再理解和再发现
二 西方在马克思理论激发下的民族经济研究
三 经济民族学中马克思理论的运用趋向
第五章 精神分析对经济民族学的理论启迪
一 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要义
二 精神分析在经济民族学场域的运用
……

下篇 经济民族学的分析范畴

参考文献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