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作家的医生界别书写研究》：
二框架作用下的身份建构
为了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生存，年轻的实习医生不得不按照话语的规范配合权力对自己的改造和塑形，这就意味着对自己真实情感的压抑，使自己朝着机械化的方向走去。在等级森严的医学体制中，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忙得焦头烂额的实习医生不但跟同事、家人和朋友都处于隔离状态，还同时隔断了与自己切身经历的联系，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能言说的内容早已经被医学话语的框架框定过。而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得到表征、认知和言说的内容并不是他们切身经历的全部。如巴特勒所指，“框架作用于感知领域，发挥着限制与框定的功能”①。框架框定了某些内容，将之指认为合法的，并赋予其进入表征领域的资格；与此同时，框架也限制并排斥部分事实真相为非法内容，剥夺其进入可理知领域和表征领域的资格，使其被遮蔽起来，得不到承认。而在传统医学话语体制中，合法的、获得表征资格的内容早已受到医学权力的积极有效但却悄无声息的限定。之所以说这种限定是积极有效但却悄无声息的，是因为现代权力的运作跟以往专制权力的简单粗暴方式不一样。现代“权力持续运作的关键就在于，其运作总是无声无息……正是自然无形的权力运作限定了可表征领域的范围”②。尽管权力对主体，乃至整个社会实行着渗透式的强力管控，但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权力也有暴露自身、被人识破的时候，也就是说主体并不是消极地接受塑形和管控，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他也可能察觉到权力的暴力运作机制，遭遇游离于话语框架内外之间灰色地带的事物，指认那些遭到话语框架贱斥却又嵌入框架本身的事物，从而对框架的框定作用提出质疑。而这种情形在身份建构过程中便以冲突出现。
闪曾回忆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培训时候的尴尬处境：“我们被困于一种强烈的冲突中：一边是医学系统多年累积下来的智慧，另一边是人类心灵的呼唤。”①理性客观和人文关怀之间的较量曾使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实习医生焦虑和恐惧。闪自认为他的回忆性叙事是对过去一个非人性化时代的“非暴力性抵制”，他希望通过对那黑暗一年的文学重现来宣泄并重新理解这一年所经历的愤怒和迷惘。②书中每个医生形象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医学话语的塑形以及忍受这种暴力塑形所带来的种种变化。面对着死去的病人以及即将死去的人，面对着生命的无奈以及话语的权威，面对首次独立诊治病人的巨大压力，面对着形形色色或疯狂，或悲惨，或可怜的病人，面对着治病救人的职业理想与现实的“推脱”、“抛光”和“反弹”的巨大裂层，他们有的通过酒精作用，有的通过疯狂的性活动，有的通过高强度的工作，来麻醉自己脆弱的神经，把内疚和恐惧深埋于心。乔通过技术和知识把自己与生死苦难在情感上隔绝开来，只关注医学话语框架所框定的内容，对于框架外之物，她则熟视无睹。似乎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她理智和高效地与病痛和死亡周旋，不至于沉溺在个人情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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