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想象与文化记忆：19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中的建筑书写》：
第一节 “参照下的”城市书写及其想象机制
一 现实主义的城乡政治对立
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极大反响。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进城”追求和曲折经历，有相当一部分情节与路遥本人的经历相似。高中毕业、当过民办教师的农村子弟高加林原本有望去南京发展，但他在县城的记者事业刚起步不久，就因被告发“走后门”而被迫回高家村当农民。作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交叉、过渡地带，同时也充当了小说主要叙事场域的，是高加林参加省报培训前去过的最大的城市——县城。比起小说中清晰的乡村结构：高家村、马家店、两个生产责任组……读者无从得知这个县城的名字，作者始终只称其为“县城”。我们知道，路遥写《人生》时已经有了相对稳固的城市身份和较为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对于现代文明之下的城市对困守土地的农民的诱惑有过深刻体会。然而，《人生》中的城市诱惑主要抽象地体现为知识、技术、机会和身份（城市户口）；用以表征城市的符号是文化馆阅览室、广播站、县委通讯组、劳动局等一系列文化机构和职能部门；城市与乡村截然不同的景观被现实地处理为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媒介传播形式、交往方式、生产制度的差异。
从具体描写看，作者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乡村风景，小说开头即写道：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蹿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全书不乏类似的大段细腻的环境描写，但无一不是基于乡村的。相反，从高加林眼中看去，县城却始终是一幅模糊、晦暗的面貌，白天“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那诱人的魅力”；夜晚“各种建筑物在月亮和灯火交织的光气里，影影绰绰地显露了出来”，“城市的灯光已经渐渐地稀疏了，建筑物大部分都隐匿在黑暗中”。可以说，高加林不仅从未属于过城市，甚至从未真正走近城市。县城作为《人生》中的一大叙事场域，不负责呈现日常生活的温度与脉象，而是“将日常生活不断推向高处，推向政治领域和意义生产领域”，个人与城市的关系更多显示为前者通过背离后者而确认自己天然的、稳固的乡村属性。
尽管路遥尽可能地呈现了城乡的差异与矛盾，并辩证地看待了城市与乡村各自的魅力和弊端，但总体而言，《人生》的城乡书写与现代文学初期处理城乡问题的核心模式并无明显区别——固守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基调，强调城乡身份差异，放大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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