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1933—2013）

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等理论研究。代表作有《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著）、《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主编）等。

本书收录陆学艺先生的二十四篇文章，分为“‘三农’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社会建设问题”三个篇章。
上篇主要论述陆学艺先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缘起，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以及“三农”问题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篇主要由陆学艺先生早期研究中国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章组成，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如何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为十大阶层的。下篇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角度出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社会建设，重点是加强社会建设，核心是调整社会结构，目标是建设社会现代化。

他以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而享誉中外，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学者中堪为佼佼者，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方面的学术贡献巨大。——《光明日报》

他是享誉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三农”专家，他的论著《“三农论”》《“三农”新论》被誉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扛鼎之作；他在国内较早引入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领衔主创了《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系列学术著作，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经典之作；他曾说，我们这些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编辑和出版社培养出来的，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学艺的学术人生告诉我们，什么是唯实主义社会学，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和真正意义的学术成功。陆学艺的成功，不仅是他学术上的成功，而且也是唯实主义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成功。——吴怀连

我做“三农”研究，是从芦城开始的
【此文是陆学艺先生回顾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54个年头，于2012年5月写就的。芦城是陆学艺先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第一个起点、解剖农村的第一只麻雀。陆学艺先生在文中详尽论述了其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后与芦城发生的紧密关系，以及后者经历的深刻变化。在芦城的体验对于陆学艺先生成为著名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58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响应党中央号召，全体师生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开门办学。我们二年级被安排在芦城，全体同学和冯友兰、张岱年、周辅臣、李曰华、李世繁、颜品忠等老师，都住到老乡家里。张秀亭、李发起、陈瑞生、牟忠鉴、冯增铨等在西芦城；李德顺、贾信德、李志平、林鸿复、张德才、包纪耀等和我住在东芦城。我和黄福同、陈文伟住在盛洪奎家里。盛家有个小院，三间朝南的瓦房，用篱笆和老盛家隔着，是典型的北方农舍，中间是门厅，东西两房，靠窗户是土炕。我们去后，盛家夫妇和三个孩子都住到东房去了，腾出西房给我们三个人住。在盛家，我们一直住到第二年5 月回校，前后8 个多月。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到了芦城，不上课了，就跟着社员下地干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了8月下旬，县里响应毛主席办人民公社的号召，决定成立黄村人民公社，把黄村镇周围的几个小乡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一个数万人的大公社。8月下旬的一天，黄村公社在黄村镇举行了隆重的有万人参加的黄村公社成立大会。我们跟着社员一起参加了大会。与此同时，各村办起了公共食堂，我们也和社员一起同吃大锅饭。东芦城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办了一个食堂，设在一家较大的四合院里，搭起了芦席棚作食堂，每日三餐，100多人就在这个食堂里用餐，一般是一家一个炕桌。我们几个同学另放了几个小桌和他们一起吃。社员大锅饭是不交粮钱的，真的实行着“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我们把助学金中12.5元的饭费都交给食堂了，还派了戴凤岐等几个同学进食堂做饭。芦城这里出产京西稻，中午主食是大米饭，菜肴并不好，但大米饭香喷喷的，我们可以放开吃。早晚是棒??粥和窝头。食堂开办时，粮食是充足的，副食有些困难，要队干部和食堂人员操心筹措。最伤脑筋的是燃料，做大锅饭菜，靠原来一家一户时烧的秸秆柴草是不行的，也不够，要烧煤，就会有一大笔开支。以后经费供不上了，就砍树烧。芦城是平原，没有树林。实行了公社制，一切归公了。开始砍的是各家门前屋后的大树，以后连中等的树也砍来当柴烧了。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地、各村的大树都没了，办公共食堂是一个重要原因。
办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芦城分为东芦城、西芦城两个大队。东芦城下设三个生产队，大队长是杨国维，支书是刘洪彬，我的房东盛洪奎是副大队长，第一生产队队长是杨凤海。开始时，会还不多，我们常常就随杨凤海队长下地干活。1958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全国各地都大力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庄稼长得很好。但是，自从办了人民公社，吃了食堂，特别是到了收秋时，收获的稻子都往生产队集体的场上堆放，碾出来的大量稻谷都往公社粮库里交，稻米都往公共食堂里送。年初合作社定的劳动工分分配方案没人提了。社员问干部：“年终怎么分配？”队长和会计也不知道，只说要等上面来的指示。这时，报刊上、广播里都在宣传要实行供给制，有的说要实行供给制加工资。有人算过，这点生产，除了吃喝，每个工作日（10个工分）只能分4角钱。眼看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没有了指望，而且也不知道今后的“政策”会怎么样，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渐渐地降了下来。只有盛洪奎、杨凤海这些大、小队干部，他们是党的积极分子，坚信党的路线和政策，所以还是每天早出晚归，领着社员在田里干，但是，社员们已经无心干活，消极怠工的人越来越多。芦城的田多，庄稼长得又好，1958年秋收拖得很长，到霜降了还有不少稻子在田里。公社、大队的干部都急了，下令要各个生产队挑灯夜战，抓紧秋收。我们这些大学生，是大队、生产队里的积极分子，干部指到哪里，我们也跟着干到哪里。那些日子里的连夜收割稻子，我们也都参加了。但因为多数社员消极了，割稻的进度还是很慢。只要主要的干部不在场，干部前脚走，就有人喊“歇着了”，大伙坐的坐，躺的躺，不干了。夜战时，干部们开会去了，大伙干脆就在地里睡觉，估摸着干部开会快散了，再起来装模作样地割几刀，等着干部来喊收工。1958年是个丰产年，但没有丰收到家。为什么1959年春天以后，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吃不上饭了，就是因为1958年秋后大“政策”变了，社员消极怠工了，丰产没有丰收，很多粮食被糟蹋在地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些关于政策方面的因果关系，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当时，我们并不懂。我们亲历了农村轰轰烈烈成立人民公社前后的全过程，许多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59年5月，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们回学校了。在芦城我们住了8个月，同房东、干部、社员朝夕相处，混得很熟了，临走时，大家依依不舍。头天晚上，在一队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和一部分社员设宴欢送我们，相互有说不完的话，喝的是白薯干酒。我是一队学生组的组长，代表“北大学”的和他们干杯，盛情难却，一碗又一碗，直到喝醉，是同学把我架回房东家的。第二天校车来接时我还没有醒，还是被同学抬上车的。
1959年冬天，学校派我们再次到芦城，参加农村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不是全系去，只派了少数教员和几个班级的学生去。我们年级的同学还是在芦城。我这次和牟忠鉴等住在西芦城大队最西边的李春生家里。这时已经是冬季，地里没有什么活了，同学们主要参加各种会议。班上派我和姜宏周到西芦城大队去当秘书，主要是帮助党支部书记常福海做些工作。常福海同志是土改中培养起来的干部，所以对东、西芦城都很熟悉。公社化后担任西芦城大队的支书，有工作能力、有经验、有办法，在当地上下很有威信。和他共事几个月，与其说是我帮他工作，不如说是他帮助我更为确切。他很健谈，我们常常在大队部谈话到深夜。既谈公社建立后的多种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事，也谈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和合作化的各种变化和问题。实在说，我对农村的认识是从他的介绍和讲解开始的。而且从这次共事后，我们成了朋友。之后，我每次到芦城，第一件事必定是要先去找他。他教给了我很多农村的知识。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农业六十条”出台。北京市派副市长王纯带了一个10多人的工作组，下到大兴县，做贯彻落实“农业六十条”的宣教工作。北大哲学系派杨光明、陈瑞生和我参加工作组。到了大兴，工作组分派我和杨光明两人在简报组。那时，白天工作组的领导到各公社和大队宣讲“农业六十条”，并接着开座谈会，听取当地干部和社员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晚上，王纯副市长和农工部的领导听汇报，我和杨光明等在会上做记录。汇报会常开到深夜。会散了，我们两人还要写简报，常常写到两三点，再喊打字员起来打印，第二天一早，向市委送去。在工作组工作的这些日子是很辛苦的，但也确实受教育、受锻炼、长见识。对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中央和市委是如何应对解决这些问题，把农村的生产、生活一步一步地组织起来的，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工作组在大兴工作了近两个礼拜，工作一结束，我们就回学校了。
1962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当研究生。贾信德被分在农业机械部。1963年春节期间，我们两人还专门到东芦城大队住了几天，这时原来的黄村公社已被划小，成立了芦城公社，管辖东西芦城、鹅房、康庄等大队，公社就设在西芦城西边，原来糖厂斜对面、红专学校的原址。其时，农村已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东芦城大队还是三个生产队，还是杨国维当大队长，杨凤海当一队队长。我和贾信德和东芦城的社员很熟，访问了好多个家庭，他们对我们都很亲切，问长问短，打听同学们的去向、下落。他们说，这些年到芦城的干部、学生很多很多，唯有“北大学”的这帮同学，他们最惦记。
1962 年是个丰收年，这年的年终分配比较好，多数社员过年都能吃上饺子了。一些中老年社员说，总算挨过来了。但队里还有不少困难户，特别是原来村东南有个小村南程庄，十几户人家“大跃进”时拆并到大村里来了。当时，他们还寄居在人家院里，吃住都有很大困难，盼着能早日落实政策，对将来有个说法。我们两人回到北京后，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的秘书周云之同学说起这些农村调查的见闻。不久潘老还专门约我们两人到他家座谈。潘老对农村的情况听得很认真，会后还要我们把农村的这些情况写出来。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在北京市委内刊《北京内参》上发表了。这是我们合写并发表的第一篇农村调研文章。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1963年5月间，农村开始搞“小四清”。原来在黄村公社当书记的尹俊峰同志已出任大兴县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我同他通了电话，他把我介绍给了正在黄村公社（划小后）的“四清”工作组，我随他们下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的“小四清”，还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主要是从生产队清起。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基层的知识，为1964年、1965年到湖北襄阳、河北徐水搞“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打下了一个基础。
“文革”期间，我多次去芦城访问，有几次是一个人骑自行车去的。有几次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到北京来，都知道我和芦城有联系，要我向他们介绍芦城的情况，有的还要求我陪他们去芦城看看。印象最深的有几次。一次是戴凤岐从新疆来，我陪他去了。那时是“文革”中期，我们先到了杨国维家。老杨告诉我们，洪奎出事了，我说：“洪奎是个好干部，怎么会有事？”杨说：“他家成分高，家境也好些，日伪时期参加过日伪组织的自卫团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入党时，都说清楚了的。有次大会上，有人揭发他参加过自卫团活动。那时的大队是年青造反派掌权，不分青红皂白，拉出去就批斗了，也免了副大队长的职，哪里容你分辩。洪奎是个内向的人，受了这样大的打击，郁闷着，第二年就没了。”在那个时代，我和老戴也没办法，只有在私下里给增文、增武（盛洪奎的儿子）说些安慰的话。还有一次是在安徽工作的张德才来京，他好不容易找到我，见面就问芦城的情况，并且急着要我陪他去芦城。我知道他的心境。我说：“小珍子现在生活得很好，你不要去了，留个好印象吧！”可我怎么说他都不听，我还是陪他去了。到了东芦城，先找到杨贵英家，她是当年的团支书、青年突击队长，婆家姓刘，丈夫复员回来，当时是东芦城的党支书。一进院，刘支书就向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杨贵英派她儿子出去，不一会儿，一个农村女干部装束的胖大嫂出现了。我站起来说：“小珍子，德才从安徽来看你了。”张德才也站起来，伸手握住刘玉珍的手，两人怔怔地对视了好一会儿。杨贵英拿张椅子，拉张德才就坐在玉珍的身边，继续听刘支书讲村里的事。刘支书很知趣，很快就讲完了。张刘两人就开始对话了。我坐到支书身边，继续向他问农村的情况。10多年前，我们在东芦城时，刘玉珍正是妙龄少女，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开会，有时还搞文娱活动，在一起排练。班上有好几个男生都很喜欢她、心仪她。大家都是同龄人，她也喜欢这些同学，愿意和这些“北大学”的人交往。我们回校以后，她和杨贵英等还去过北大几次，看望同学们。张德才在回京路上，说了一句话：“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我说：“岁月沧桑啊。”
改革开放以后，我还是常去芦城。1978年，我写的《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被新华社内刊《国内动态清样》和《内部参考》摘要发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宋一平看到了这篇文章，提出要我以后专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从此我就不再承担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工作。他还建议我要经常到各地农村去调查。1979年春天，我开始专门调研农村工作的第一站就是芦城，住进了公社大院，调查的重点还是在东、西芦城两个大队。当时，在安徽、贵州等地，已经开始搞包产到户试点了，但在芦城、在京郊还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正在酝酿联产承包到组的试点。社队干部普遍感到，这套办法要种好田、要增产、要增收，太吃力了。问其所以，干部们说，不管你怎么说，劳力们就是不干啊。要么不出工，出工了也不出力，田怎么能种得好！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调查。芦城公社共1万多人，公社编制干部20多人，加上抽调来的工分干部和勤杂人员，共50多人。一个大队名义上只有4—5个吃补贴的干部，但加上电工、农机员、赤脚医生等共有10来人。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分员、饲养员、车把式，也有近10人。当时，芦城公社已有几个社办、大队办的农机厂、砖窑等社队企业，工人都从各队抽调上来，但还在生产队里记工分。而所有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男劳力，他们想出各种办法，通过各种关系，都转到这些非农的岗位上，到秋后照样有工分，参加分配。真正到农田里干活的男劳力越来越少。我注意到了这种状况，专门回东芦城大队，找干部座谈，详细记录统计了这些数据。这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随着第一生产队出了一次工。好不容易在队部门口等齐了人下地，近20人的队伍，只有队长和几个青年是男的，大多数是女的。我问：“怎么今天出工的都是女劳力？”队长说：“不光是今天，常常是这样的。”小青年说了：“我们队长是‘妇女队长’嘛！”还有个青年说：“现在哪是人民公社，早就是‘人民母社’了！”这句话，小青年说时是句开玩笑的话，我却记住了。
回到北京，我把这次芦城调查的情况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是《为什么在田间劳动的只剩下一些妇女》，把上述男青年的那句话也写进去了，登载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的《未定稿》上。后来这期杂志传到美国，有个学术刊物来信提出要专门就此问题来采访。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又多次去过芦城。2007年，是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级的同学入学50周年，大家在中央党校集会。同学们都提出要到芦城去看看，所以组织者专门租了两辆丰田面包车，载着同学们回芦城。芦城方面接待我们的是东、西芦城两个村的现任领导和当年的大小队领导，还有不少过去和我们一起劳动、共过事的老房东、老朋友，都已白发苍苍了。欢迎会在原西芦城大队书记李春生儿子办的一个建筑公司的大会议室里举行。主持人是建筑公司的副经理，叫李如意（李春生的孙女），会上杨国维、李春旺等老人和李发起、苏振富、王崇焕等同学都讲了话。会后，同学们分别到各自的老房东、老朋友家去看望。我和李志平等先到了东芦城老盛家。原来的三间瓦房已经翻建改成了五间大房，原来的小院也建成平房了。看过的几户，都是这样，房子已经成倍地增建了，所有能建房的空地都建满了房子。路上还堆放着许多红砖和沙子，还要继续建房。一方面这些房是租给外地农民住的，另一方面，这里已经规划为城区了，等着拆迁。因为拆迁补偿多少是按已有的建筑面积算的，所以建房的积极性怎么挡也挡不住。
盛家的几个孩子，成长得很好。洪奎的大儿子盛增文，参军回来，被安排在县人民法院工作；老二盛增武，“文革”中就被抽调到芦城公社工作，后来是黄村镇的公务员；小儿子盛增起，“文革”中市里招工，他报名到市里建筑公司工作，户口已转到城里了；两个女儿都嫁在邻村，家境都很好。同学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最后集中到西芦城原支书李春生家里，很大一个院子，房子也很多。听老乡介绍，东、西芦城两个村，400 多户人家现在发展得最好的是李家。春生的大儿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办起了一个建筑公司，经营得很好，现在已经是大兴区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了。
2011 年9 月，我们课题组在大兴区星明湖度假村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的初稿。会议结束的那天，大兴区委党校的党委张书记请我们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到党校开座谈会。在会上谈到了我们当年在芦城开门办学的情况，张书记是当地人，他说他知道这事，村里的老人们经常谈起“北大学”在芦城的故事。会开得很亲切。我还谈起2012 年我们1957 级同学毕业50 周年，要在北京聚会，还会到芦城来的。张书记说，那一定到我们党校来，还说，我们这里有房子，到党校来住都可以。会后，党校还专门请了黄村镇党委组织科冯科长，陪我们一起去芦城。几年不去，芦城又大变了，公共汽车已经通到芦城，937 路从狼垡过来，有芦城西口、芦城电管站、芦城南口等四个站。东西向、南北向两条街。芦城西边、北边已是高楼林立，东、西芦城两个村的人已经不种田了，但住的还都是平房，村里住的外乡人比本村人还多。两个村的四周，用围墙和铁丝网封了起来，只有几个进出口。我们是从南口进村的，入口还专门有查证件的。芦城实际上已经成了“城中村”，据说很快就要拆迁了。
从1958年到现在，这54年，芦城这个大村，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从小农经济，到合作化、公社化；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两个大队、生产队，到两个村委会、村民小组；从纯粹种田的农民，到少部分从事社队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量出村打工的农民工，到如今已经都不种田成为各个行业的职工，虽然户籍还是农业户口，但实际都已成为干部、老板、个体工商户和工人，现在芦城已经没有还靠农业为生的农民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芦城的耕地逐年被征用，到90年代中期以后则大片大片地被征用，现在已经基本没有成片的土地了，都开发建设成为工厂、商场、学校和住宅小区了。现在的芦城，只剩下两个村数百户村民的住宅还完整地保留着，两个村的村委会、党支部及各种组织都完整地保留着。据说，整个芦城村已经被规划成大兴西区街道的一个部分。只待时机成熟，整个芦城很快就会被拆迁掉，村民也会被安置到附近的高楼里居住。至此，芦城村就终结了，芦城的农民也会“终结”，只留下芦城这个地名和几棵大树。
1958年，我25岁，跟着哲学系的老师、同学一起到了芦城，从此同芦城的乡亲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我只是凭着青年人的一股热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大家一起到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村实践中去受锻炼、受教育。我是农家出身，对农村并不陌生，所以很快就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熟悉了，相处得很好。一个偶然的机会，班上派我给支部书记常福海当秘书，参加了大队部初建时的各种工作，懂得了很多农村基层的常识，这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当时自己就觉得很有收获，很有长进。所以，学校派我们到农村去开门办学，前后两次差不多有整整一年，虽然在农村生活条件比在学校艰苦得多，在农村参加劳动比在校读书要劳累得多，但我并没有觉得苦和累，也没有觉得耽误了学习。故而，以后凡是学校有下乡的任务，我都是积极主动地接受，有几次还是争取着去的。
现在回顾起来，在北大五年，到农村去、到芦城去，当时主要还是党组织派遣、凭热情、凭兴趣爱好。我真正自觉地调查农村、研究农村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那场灾难席卷全中国，也波及学校。凭粮票吃饭，伙食很差，吃不饱就得浮肿病。寒假以后，学生从各地回来，传言很多，而报刊还在宣传形势大好。我们几个同学私下里议论，这肯定是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但农村政策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挫折，怎么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并不清楚。于是，我们先是在课余研读有关农村、农业的各种著作和文献。有机会，我们也到各地农村去实地调查。1962年暑假，我专门到安徽、江苏、江西农村做了一次深入的调研。上文提到的1963年春节，我和贾信德一起去芦城的事，就可以说是比较自觉进行的研究农村问题的调查了。
自此以后，每遇到研究中的问题，或者一有机会，我就去芦城、黄村，常常是一个人去，有时也和同学、同事一起去，有几次还和夫人、孩子一起去。改革前后那些年，我差不多年年去，自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后，去的次数就少了，但家里有了电话，一有问题，就给芦城老乡们打个电话，也有他们来市里或打电话来的情况。屈指算来，我到芦城前后约有40余次，我和芦城一直保持着联系，对于芦城这半个多世纪来的变迁、转型，我是了解的。对于常福海、杨国维等老干部和盛洪奎、李春生两个老房东家以及很多老朋友家的变化，我是熟悉的。
芦城是我蹲的第一个点，是我研究农村解剖的第一只麻雀，是我分析观察农村运行、政策臧否的一个窗口。我的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知识从芦城来，我有许多确实可靠的信息从芦城来，我对农村未来发展一直很乐观的信心和力量从芦城来，因为我还是看到芦城一年一年在好起来。关于芦城我写成并发表的调查报告只有两篇，但我记录关于芦城事实的笔记有几十本，我写的很多篇比较重要的“三农”论文，都有芦城的影子。芦城一直是我研究、写作“三农”问题的参照系。芦城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对我的教育、对促进我成长的意义太重要了，可以和我的故乡（无锡县北钱村）并提，说芦城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恰如其分的。谢谢芦城！谢谢芦城的父老乡亲们！
（原载于《青春岁月在北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