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所出现的政治多极、经济一体、技术普及、文化多元等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主导模式变迁的使然，即工业化逐渐转向后工业化和信息技术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不再是17世纪至19世纪晚期的开发型和生产型，而主要是以消费、流通和风险型为主要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区域推行自身经济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并以全球化方式进行复制的同时，在资源配置、流通环节和区域冲突等方面的成本核算则需要持续的调整和应对；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消费社会以及局部动荡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的快速更迭，则使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成为一个难以忽略的现象，固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新的框架中呈现出了复杂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而对社会成员个体而言，特定的生产关系依然制约着个体间的关系，这一确定性条件并没有改变。伊格尔顿特别指出，“其原因在于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仅没有丝毫软化，反而变本加厉地越发无情和极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因此而愈加中肯”②。马克思的诸多元命题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是深刻而有效的，“每一种生产体系都存在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生产过程中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这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功利主义所作的最重要的批判之一”。后来的理论基本上是对这一原创性理论的再阐释，也因此使得具有综合分析模式和跨学科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重视。西方学界为了应对这一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借鉴了许多理论主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解读、补充和改写，并依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具体的实践。其中重要的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大多将社会文化现象不再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决定，而是由更为复杂的因素所形成，这一修正除了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阿尔都塞等人有关意识形态界定的影响，即“个体与其真实存在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所决定。因此，阿格尔直接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发展只能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原本理论的修正和改造”。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观念体系还是实践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场均与战后经济结构与社会管理的变迁、冷战、东欧局势、工人阶级现状、保守主义与左翼思潮的博弈等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关，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信、信息技术和服务业。……传统的阶级忠诚日益淡化，区域、性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日趋突出。对政治的管理和操纵也都渐渐得到加强”②。
当代欧美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持续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尤其是马克思后期论著，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阐释。这一类并不在多数，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最为基础性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多，思想深邃，难度较大，但同时也值得深入其中，所以，阿尔都塞就认为，不是人人都能够研究马克思的，“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⑧。另一类学者虽然并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却回避不了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因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量涉及或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论述。这些广泛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尤以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以及生态学领域最为突出。概言之，这一时期的理论书写和批评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联系。如福柯的知识一权力界说是学界引用率很高的观点，其实，他的理论来源之一正是出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在这种理论危机中，福柯再次转向了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找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用在自己对权力的客观机制的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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