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城镇化的困局
我国城镇化的问题在于大城市人满为患，小城镇增长乏力。
小汽车的普及使原本就拥挤的城市雪上加霜，而基于对大城市病的忧虑——对城市规模的控制，虽然使“病情”有所缓解，但却推高了房价，对年轻的外来者构筑了越来越高的门槛，使城市丧失发展活力；限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的落户政策又与产业聚集和人口流动方向相反，这样一来我们设想和规划的若干城市群可能多数都会落空。
用地指标
乒乓球与足球在中国冰火两重天。人们对足球冲不出亚洲和乒乓球奖杯出不了国门已见怪不怪，足球迷的愤怒、失望与不离不弃也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教练、黑哨、足协、体制，甚至国家体育总局一度成了众矢之的，不过这些责任全都让他们来背着实有些冤枉。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只球的大小：乒乓球直径40毫米，可以攥在手里或装在上衣口袋，足球直径220毫米,和乒乓球拍差不多，需要挎在身上。球的大小不同，需要的场地也就不同：一个标准的乒乓球桌15米×27 米，有4～5 米宽、7～8米长的场地，即30～40平方米，甚至再小一点，两人就能玩，平均每人需要20多平方米；足球场一般宽60～70米、长90～120 米，国际标准赛场通常在7 000多平方米，供22人在场上比赛，如果是非标准练习场，八九个或十来个小朋友踢球——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人均200平方米，也需要2 000平方米。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几乎都很难找到这样的空闲场地，而在荷兰一个几万人的小城就有八九个标准球场，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草地了。好在作为体育大国的国民心态已经显得比较平和，因为我们不缺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到了巅峰，现在即使女排拿不到冠军人们也还是会给予热情的鼓励，毕竟她们曾留给国人许多激动人心的回忆，而对于国足，最多只是开些善意的玩笑罢了。
我们都清楚一项运动要取得好成绩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可以在乒乓球桌上挥两下，在学校、机关、工厂、家属院，除了室内球桌，还有操场上成排的“土造”水泥球台，或者随便用几张桌子拼凑一个球桌，几块砖、几本书当球网，几乎每个小学生书包里都会装一个球拍，许多球拍是用三合板自制的，总能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如今城市大街小巷都被小汽车塞得满满当当，再也见不到外面有孩子踢毽子、跳皮筋、打沙包，更谈不上踢足球了，而且健康专家还时不时提醒人们空气质量不好，要尽量待在家里。这就不能责怪教练或足协，应该先问问城市规划部门。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大约每人100平方米，最新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与20多年前的标准（GB 50137—90）几乎没什么变化。其中为职业比赛或练习用的球场，也就是政府建造的体育场馆，就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类，占城市用地的50% ～ 80%）里，球迷在里面只能摇旗呐喊或伸着脖子当观众；在居住用地中，开发商按国家规定设有30%绿地，这些绿地是严禁踩踏的。按照2016年6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居住区文体用地的千人指标400～500平方米，即每人约05平方米，与修订之前的规范（2002版）也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城市人口中有1%的足球爱好者，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整个城市的人均用地指标要增加2平方米，这可不是小事。
如今城市规划新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既有创新，也不乏标新立异、冷饭热炒与所谓新理念鼓吹者的沽名钓誉，以获取更多的市场话语权。在提出卫生城市、海绵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森林城市、园林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数字城市、田园城市、旅游城市等等倡议后，最近城市“双修”概念又变得热络起来，即城市的生态修复与功能修补。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新理念，城市规划的每一轮修编，都是在检讨上一轮规划的缺陷并根据实施状况与未来发展的需求适时做出调整，当然包括城市生态与城市功能，但现在出现这一提法，背后似乎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像一幅画，画家告诉我们作品已大功告成，各项功能已基本齐备，布局结构准确无误，色彩饱满，只需做一些微调并把原先遗漏的小地方补上即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城镇化进程就无须多费心思，只要按部就班往前推进就可以了。
但至少能让孩子们出来活动吧?哪怕像80年代街头摆放的台球桌，大人们也该出来活动活动，拿不拿冠军是小事，全民健康才重要。在不到10年时间里汽车像肥皂泡一样冒了出来，挤占了城市所有空闲场地，使原本就不富裕的空间更加让人窒息，规划指标却一直不动声色。这些小汽车标志着我国从温饱进入了小康，却又把居民牢牢地堵在家里。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用地指标显然不够，应该调整，让居民有一个相对宽敞的户外场地。这些场地不一定要刻意打造文化特色，或是时髦的滨河景观带，而是出门就能玩耍、能聊天的空地，要做到这一点，城市人均用地指标至少要增加50平方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数量在7亿人左右，意味着需要增加5 000多万亩1亩≈667平方米，全书同。土地——大部分要占用耕地，同时我们又要守住18亿亩的红线，事情就不好办了，规划部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不是简单的功能修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既然要推进城镇化，就应该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更具吸引力，最起码让现有居民生活条件与环境得到改善，那就需要比现在更大的空间，与乡村建设用地进行增减挂钩，置换一些土地解决问题应该不会太难。 毕竟未来现代化强国的国民不能以削足适履、节衣缩食的方式来享受生活，更不能靠画地为牢获得自由。
蚁族现象
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即便居民有了这些场地，也未必有时间出来玩：孩子们作业负担太重，谁也不敢输在起跑线上，而大城市年轻的上班族将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在北京通州区寒冷而平凡的早晨，天还没亮公交车站就排起长队，在昏暗的路灯下会发现队伍中有很多老人，这些老人为了能让上班的孩子多睡一两个小时，来替他们排队，因为路上还需要一两个小时。“孩子上班实在太辛苦”，老人们就在瑟瑟的寒风中分担着这份辛苦。当北京将城市扩展到五环、六环时，能幸运地买到房子的上班族，天不亮就要起床，等下班回到家里，家人已经熟睡，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些人索性在单位附近与别人合租一个住处，除了周末，中间再回一趟家，俨然成了住在本市的“外地人”。理论上合理的上班出行的时间不应超过40分钟，现实是北京年轻人上下班不超过2小时算不错，三四个小时不足为怪，但比起蚁族还算幸运。
这里说的“蚁族”是指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边缘的城乡接合部居住生活的低收入年轻族群，也被称为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虽不是一流的名牌大学毕业，但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算是高智商，从事一些保险推销，电子器材、广告营销，或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收入很低，常常处在半失业甚至失业状态，为了生存，只能在城中村找便宜住处，或是城市居民区住宅楼的地下室，而且是多人合租。这些地下室或郊区农民自建房肯定不会按标准配备厨房和卫生间，每月租金400～500元，房客平均每人10平方米，也就没有客厅与卧室之分，更谈不上“南向满窗日照1小时”采光标准，个中生活的艰辛，不置身其中怕是难以体会。
蚁族受社会关注与一本同名书有关。作者廉思是一名家在北京的年轻博士后，无意间读到一篇大学毕业生艰难工作与生活的自述，令其感到震惊。出于对同为80后命运的关注，他开始组织课题组，后来甚至自筹资金对中关村附近一个叫唐家岭的城中村——著名蚁族聚居地进行了两年的调研，编制完成二十余万字的研究报告，详实披露了这一特殊群体真实又令人堪忧的生活，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之后中央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当时唐家岭原本只有3 000多人的村庄变成了近5万人的城中村，为了改善这里的生活居住条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改造。然而正如当时央视新闻1+1栏目中白岩松所述，这样的拆迁改造使这里的房屋租金陡然增高，蚁族无力租住，只好寻觅更远的城中村，新的“唐家岭”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向外围蔓延，蚁族上班距离更远。距唐家岭不远的北四村，原村民6 000人，现人口9万人。
蚁族还会长期存在，责任也不在他们的雇主。在北京北土城西路与鼓楼外大街——中轴线交叉口处的一幢高层写字楼里有一家规模不大也不小的景观设计公司，类似这样名不见经传的设计或技术服务公司在北京有很多。负责人也曾是一名优秀的设计师，除了想发财，也想有一番作为，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由于主流市场大多来自政府，公司受资质等级、品牌影响力与“业绩”等客观条件限制，没有先天优势登堂入室与大牌的国字号设计院同场竞技，高端房地产楼盘也喜欢请国外知名品牌做景观设计以获取广告效益，再加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公司只能在非主流市场“拾遗补缺”。
没有好市场就没有好收入，自然就发不出高薪水，员工大多来自像河北、安徽、山西等普通高校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实力偏弱又进一步降低了市场竞争力，进入低档次的循环，公司一直处在勉强的维持状态。幸运的是老板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原因，迫于无奈举债按揭了这套500多平方米的、可以注册公司的住宅楼，当时这里的房价每平方米近1万元，算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不到三年时间房屋价格几乎翻了一番，终于使他长舒一口气，如今价格每平方米已经涨到十几万元，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多年辛苦打拼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圆了他的发财梦，也算天道酬勤。不过伴随资产增值，公司经营状况似乎一如既往，普通员工月工资仍然只有三五千元，房屋租金不断上涨，公司增值的资产体现不到员工收入上，而生活成本却不断增加，员工沦为蚁族。而这样众多的“不入流”的民营小公司算不算“蚁公司”？假如这位老板当初没有迫不得已举债买下这套房子，恐怕连蚁族最基本的收入都维持不了，蚁族本身也就不存在，连老板自己也可能住进唐家岭。至少他给了年轻人一个短暂的机会。
既然蚁族在大城市从事的是拾遗补缺的职业，那他们的居住生活也只能由被边缘化的城中村农民来“拾遗补缺”了。廉思的研究报告及其后来的报道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些大学生群体，即“青知蚁族”，是被社会长期忽略的群体。关于其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任其发展的后果，无论报告或学界几乎都取得了一致看法。相关报道估计这一群体在全国有上百万，在北京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并且数量还在扩大。如果我们将低收入、高智商与群居作为蚁族的特征，那么其范围和数量怕远不止这些，或者说他们与其他族群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只是众多居无定所人群中靠近末端的一个小片段而已。
就在距这家公司大约1千米的地方，在德外大街，距德胜门不远处耸立着一座现代玻璃幕大厦，像一只骄傲的公鸡，“鸡冠”由醒目的大红字标识了它的身份，“中国某某科技集团”，一家隶属国资委的大型央企，同样也做景观设计，当然还有其他诸如建筑、规划、市政、环卫等专业，业务范围几乎涵盖了城市建设领域所有专业，应该算是勘察设计行业的巨无霸。旋转门内外都有穿制服的保安，对外来访客进行严格登记，宽敞高大的门厅两侧用“阴刻”手法装饰着一人多高的字体和logo，尽显国家级设计院气派，明窗净几的环境中员工挂着胸牌，大小会议室里、屏幕前，长者睿智点播，青年才俊旗帜鲜明，才女们更是伶牙俐齿、咄咄逼人，令来访的业主们诚惶诚恐。这里更成了无数蚁族魂牵梦萦的地方。能在这里工作的技术人员、设计师自然都是成绩优秀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比如在园林专业院，近一半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硕士毕业生，那几乎是中国园林界的摇篮与“黄埔军校”，其他多是人大、清华美院环境艺术专业，即使个别有背景托关系来这里工作，只是在此多了个机会，最终还是依靠个人能力坚守下来。然而看似光鲜的表面也潜伏着明显的不稳定因素。
有人开玩笑说当下中国阴盛阳衰，在这幢大楼里，尤其以园林专业表现得十分明显：年轻女性占了多数。女孩子天生喜欢花花草草，选择这行也在情理之中，但她们大都迟迟没有结婚成家，才女大都变成“剩女”。并非她们眼光太高不可攀，而是很难找到一个如意“房”君。硕士学历，工程师，年收入一般至少在10万元以上，比蚁族高一个档次，照说也算中等收入，但如果找一个与她收入相当的男友，两人一起再怎么努力也很难筑起自己的巢。以北京目前的房价，凭一己之力年薪50万元以上才有可能考虑买房，于是出现了才华横溢又美丽动人的单身女性像南极的企鹅一样成群待嫁。她们也是三五成群地合租在单位附近的居民楼里，这些居民楼，一套普通的6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月租金6 000多元，姑娘们总是精打细算，常三四个人合租一套。即使这样，租房支出也至少占了月收入的1/4以上，生活并不轻松，与唐家岭“蚁族”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我们可称其为“中等蚁族”。而且相较于前者，她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面对未来也是一片茫然。
如果说她们只是单位普通员工，高一级的管理层或高级技术人员状况好像也不太乐观。李硕是这个单位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同济大学博士毕业，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年收入约30万元，应该算是青年才俊、高收入阶层。不幸的是老婆孩子都在外地，收入增长没有追上房价上涨，两地分居，周末探家，比那些单身女性稍好一些，租住一套小两居室，但6 000多元租金不是个小数目，所以就和与自己境况相同的师弟合租，还有另一位志趣相投的师弟，工作单位距这里相对较近，家虽在北京，却在城市的另一端，上下班往返如前所述“神龙见首不见尾”，每周有三天会凑热闹挤在这里，他们成了“蚁贵族”。近几年首都房价几乎每年都在上涨，房租也是不甘寂寞。当房东头一次提出上调房租时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博士以他特有的斯文与无辜责备了对方，使这位朴素节俭而善良的退休老工人羞愧难当，赶忙收回自己的要求并出卖了自己的老伴，声称那是她的主意。但一年后租约到期再次见面，博士看到老工人两眼已经充满绿色的光，明白现在无论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都无济于事，因为前一年这套房子市值已经上升约400万元，现在到了七八百万元，对于每月退休金只有三四千元的人来说这笔连上辈子做梦都未曾想过的巨额资产像一只魔戒，足以让普通人的大脑神经产生某种裂变。
博士像小山羊一样有自己的信念，最近申请离职离开北京，与他境况相同的师弟——室友也已心猿意马。李硕在北京待了7年，也可称得上“七年之痒”，比唐家岭的蚁族所能忍受的时间稍长一些，可能是一种极限。在一个项目组或技术团队中，像这样的技术带头人会有一名高级副手，三四名中级人员和六七名初级人员构成一个梯队，他的离开意味着核心的缺失与团队解体，而目前这家国字号、最具实力设计单位之一每月都有几名员工离职。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像已经习以为常，只是程序性地做出尽力挽留的姿态或问一问原因，像处理其他日常工作一样按部就班为离职员工办理手续，当然每年也会有新入职的员工，但技术的积累与沉淀开始溶解。其实企业此时也很无奈，为了保持竞争力也在不断优化调整分配、管理制度，员工收入也不算低，但企业控制不了城市房价。如果年轻的才女感到前途渺茫，像李硕这样的高端人才都留不住，问题就严重了。
无论唐家岭还是“高大尚”的国字号年轻人，为接受高等教育付出了高昂成本，几乎花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许多人最后不得不逃离北上广。他们是城市发展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族群，就像植物顶端的分生组织，缺少了这些新鲜血液，城市就缺少了原生动力。
控制的副作用
高房价造就了形形色色的蚁族。当一宗土地按城市规划被赋予居住功能与开发强度，政府本着公正、公平、公开、透明原则以招、拍、挂的方式投放市场，开发商竞相出价，一线城市较好地段房屋每平方米土地成本就到了四五万元，再加各种税收与开发成本，新楼盘售价六七万元也就太正常了。目前北京德外大街两侧二手房价格大约在每平方米12万～14万元，市场以这样的方式告诉外来者：这里已经住满了。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而且住房又是刚性需求，显然大城市不缺钢筋水泥，而是缺土地，而且严重短缺。房价被推高固然与炒作有关，但炒作的背后反映出土地资源稀缺，而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则是规划控制。有人炒玉石、炒黄花梨、甚至炒大蒜，被炒作的东西五花八门，网上流转“算（蒜）你狠、将（姜）你军、逗（豆）你玩、凭（苹）什么、淹（盐）死你”笑话，但有人听说炒黄土、炒空气、炒阳光吗？1平方米建筑的工程造价平均不过两三千元，无非是一堆砖头瓦块，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又告诉我们，商品是用于交换的人的劳动产品，但土地是人的劳动产品吗？当价格超出一定限度，被买卖、炒作的已不是房屋本身，是承载它的土地，而土地不是产品，也就不能算是商品，不应拿来做交易。不过既然是市场经济，用经济手段来制约城市无休止地扩张是最有效的，也是一种体现公平的做法，因此土地变成商品，限量供应。
我们常在一些海难片中看到这样的情景：一艘大船沉没，落水的人们纷纷游向救生艇，救生艇数量不足时艇上的人出于本能，一改平时悲天悯人的态度，生死关头变得面目狰狞，他们会抄起桨，将垂死挣扎的求救者毫不犹豫地推开。大城市管理者甚至普通居民也会具有一种同样潜在的本能，就如同以前歧视外地人，自己上了船就不希望别人再挤上来，免得拖累自己，甚至想要再躺的舒服一点，于是房价越高对他们越有利。现在情况算是好多了，城市原住民已成为少数，在广州可以随时随地听到东北话、河南话，还有甘肃口音和国外的黑人，但城市规划与管理者却是非常理性地在为城市安全考虑，那就是不得不考虑的大城市病，也就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犯罪等，需要控制外来人口。
城市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免不了生病，既然会生病就要预防，生了病就要治疗，任其发展就会死，那城市规模就当然就要实行严格的控制。然而控制有可能造成发展的停滞与经济萎缩，这就需要权衡一下，不过发展还是硬道理，至于控制，就要看控制到什么程度。其实城市的“病”与“大”之间好像没什么必然联系，至少它们之间本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全国最大的城市不是交通最拥堵的城市，论拥堵，兰州在2016年首当其冲，而兰州主城区人口也不过200多万，只相当于上海、北京人口的1/10。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不在中国，而是日本，东京有3 600多万人，其交通与环境状况比北京、上海都好得多。最新一轮规划为北京市的人口划了一条2 300万规模的底线，这条线的划定也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有充分依据，但导致的结果反映在房价上就成了明白无误的风向标，这种副作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一个民营企业主曾不无感慨地表示，老婆近几年买了几套房子，价格翻了几倍，轻轻松松赚了几千万元，相比之下他自己的工厂这些年举步维艰，只能勉强维持，效益远不及他老婆；2014年有一个兰州业主在北京通州租下一个200平方米商铺，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每天营业收入七八千元。按说算是一门不错的生意，一碗牛肉面一般售价都在十五六元以上，原料成本充其量也不过几块钱，以20%的纯利润保守地估算就该有两三千元进账，但开张不到一年就转让了出去。除了经营管理等原因，每年房屋租金需要70多万元，差不多每天2 000元，占了营业收入的1/3。另外，饭馆员工都是从甘肃老家雇来的，在附近租一个住处每年也需要十万八万元，老板后来算了一笔账，如果继续经营下去，大家无疑都是在为房东打工。许多经营店铺的商户恐怕都有这种体会，他们平生最大的愿望是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店铺，一旦有了店铺他又会发现与其自己经营不如租出去，既省心又划算。李博士如果打算继续待在北京，收入的1/3以上也要交给他的房东。房价上涨并不代表社会财富增加，但人们的辛苦劳作却被不断上涨的房价给吞噬着，这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知是什么道理，资本的价值真有那么高吗？也许经济学家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由于电商的出现，许多消费不再依赖商铺，如今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基本上是饭馆、药店和理发馆，这些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离不开的需求。如果我们阻止了城市扩张，刚性需求空间就变成了稀缺资源，不仅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也让人不再有兴趣从事实体经济，大家都想“躺着”赚钱，不再指望勤劳致富。
城市的规模与容量
既然国家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确定城市规模，即确定人口规模，是城市规划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拍脑袋，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对城市未来的建设发展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通常我们大致分为这么几个方法或程序：
一是将城市近些年来的人口统计数据做一个分析，看看人口变化情况，包括每年出生与死亡的人数，即自然增长状况，和外来人口与离开的人数，即机械增长。根据这些年总体变化的情况，计算出往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此推算出未来5～20年人口数量，此谓“增长率法”。
二是根据城市所管辖的区域，比如一个城市有市管县，县政府也设在城里，除了城市就是周边的农村，其人口每年都会有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入城市，也就是按城镇化进程，或城市化目标来推算出城市人口规模，此谓“转化法”。
三是根据城市在所属行政区域的地位，即一个省或地区总有一个中心城市、一两个副中心城市，有重点与一般镇，我们所要规划的城市是其中的老大还是老三。通常地位越高，人口也越多，在区域内乡村人口按照一定比例向这些城镇流动，规划师根据经验左顾右盼会做出明智的判断，比方说某城市是区域内的副中心城市，规模只有中心城市的一半，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占据多大比例，并以此判断出可能的规模，此谓“区域空间分配法”。
四是建立某种数学模型，将各种能够影响人口变化的基础数据、影响因素带入模型，比如历年GDP增长等，并附加各种复杂的系数，以此精确计算出未来某一年份人口的确切数量，其精准度可以达到至少05个“人”。毫无疑问这代表最先进、最科学的计算方法，能够熟练应用这种方法的人较其他普通规划师技高一筹，令人肃然起敬。
对同一座城市用这些方法推算出的结果相互间总有些出入，甚至偏差还比较大，但都各有各的道理。为了取得相对一致的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将上述几种结果就像掷骰子一样装进杯子里摇啊摇，当认定它们经过充分碰撞、融合，不失时机地迅速扣在桌子上，然后小心翼翼挪开杯子，展现我们面前的 “点数”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我们称其 “综合法”。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