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当代杰出的诗人、诗歌批评家，海子的挚友。1961年2月6日生于北京。小时候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到《十月》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1989年5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的作品有长诗《世界的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亲爱的读者，你们将要看到的书信写于1980年代，作者是诗人骆一禾。在那个以诗歌为先锋为光荣的时代里，他曾经是北大校园诗歌的领航者，也是那十年中国诗坛好的诗歌编辑与诗歌批评家；当他的生命与80年代同时终结时，年仅28岁，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后的抒情诗人，而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史诗性长诗所发起的冲刺，至今少有人能及。

在他为诗而祭献青春热血的三十年后，再版他的诗集以及整理集结他未发表的遗作，既是因为骆一禾作为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特殊意义和特别存在，也是因为我们更深地领悟到了80年代的精神生活于我们今天的珍惜与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一份个人感情生活的纪念，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之纯之密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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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爱的。

时至今日，我坐下来写信，仿佛置身在黄昏的星和黄昏的路之间。它们所网住的，不只是失意者的爱，而是一个处在幸福中的人，他的全部心情。

多么好啊，当月光路带着一个幻想游向海深处的时候，你也正踩着波涛，追逐着闪光的胶体，渐渐在夜色中变成一团白色，闪着只有我可以看见的有香的光泽。我希望我得到的爱是纯厚的，而且纯厚地爱着我，它不是一种始终的清醒，而是一种闪烁在苦与乐的海洋中间的，永不分别。

日复一日地，我离不开你了。我有时候很想“滥用”一下友谊和情爱，运用到不合理的地步，以证实一下自己到底在别人心中是多大分量；到了死后，人们会需要我，但仅仅如此吗？长久以来，我满足于做一个车站，奔波的朋友们如飞驰的列车，能在这里喷吐着白烟，休息到开车时间到了。远方的车站，也许会被忘记的，但至少它曾经给予人们以平安，时间，没有挤掉什么而使尘杂的人生更拥挤。盖斯凯尔夫人写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一般人见到有才能的人总是满口赞扬，碰到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虽然也感觉可贵，口里却一字不提。”——当我年轻（至今也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被两种愿望所折磨着的，我希望能做个平静的人，能够恬静地度过一生，可是希望自己也能因此对人有用，而且得到信赖，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无为，一种可忆可忘的无足轻重。平静的人，多半是被无为和无足轻重所湮没了的，在自己爱人的眼中甚或都不能有本来面貌： 他被爱，是被当成某个样子来爱的，就像《跳来跳去的女人》里奥尔迦和戴莫夫一样。你曾见到我“慷慨陈词”的时候，那是一个不甘被无为和无足轻重湮没掉的我。我有时倾向于梦想：“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为的是能够朴素、执着、善良地做人，又不混迹在无为者之中。

也许是我为自己挑选了一种并不能担当的生活，也许是每个特殊的追求都因离开常识的判断而不被理解，总而言之我时常感受到“误解的理解”，夜晚和孤独感纠缠不去，把我挤兑到第三点上去，就像你所说的。这次去广州及北戴河，我是为了一种成人的友谊，一种不可推却的友情，一种独立建立生活圈子、在社会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我应该有我的朋友，我的交际方向和范围，我的生活、事业的侧重，因为我的生活是不能由别人来代替的。结果没有去普陀疗养地，我母亲写信来抱怨我的翅膀硬了，她请舟山地委派人去接我，而我没有去，结果劳而无功，她又嫌我不懂事，影响不好。第二封信说她能理解我，可说什么这是受同学的牵制，是因为想和年轻人玩——始终以一种家长式的看法来解释问题，似乎别人不能有成人的生活。地委何必去劳动？这种待遇本来就不需要。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像白面书生”“像个女孩儿”“太软弱”“公子”之类的评价很多次说出，在不同人的嘴里，连续的刺激，几乎形成了一种背景，有时候背景是决定人的形象的。

我想获得一种纯洁又厚重的爱，想完成我的事业，这样，在一生中，也可以借此摆脱平庸和那种背景。当你终于走近我，当我紧紧抱住你，第一次吻你的时候，我就下决心不让你离开我了。你在100号唱“假如我嫁了一个比你还强的，那就会刺痛你的心”这支歌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不会有了，我就是那最强的。

因为你能爱我——这比理解更高更深重——所以我看到了一种孤独又幸福的希望，说这希望是孤独的，因为它只是我才会有的，说它是幸福的，它把我引向被爱，引向一个“大家”，引向一个被证实有价值的“自我”，所以我离不开你了。

世界是从两个赤裸的年轻恋人开始的（代序）/1

骆一禾情书/1

张玞致骆一禾/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