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六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也许正是当时辩论甚多、学者们争强好胜以及他们对达官贵人攀附逢迎这些因素，使安萨里放弃了在尼查姆学院①任教授的职位而隐居大马士革。
此时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要坚持某一教法学派的主张，禁止由一个学派转到另一个学派，有如禁止改信另一宗教。例如沙斐仪派和哈乃斐派就是这样。另一种现象是在马格里布、埃及、沙姆地区出现了什叶派。他们同逊尼派各派如马立克派、沙斐仪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并用武力强迫人们信奉什叶派。他们见某人有一本马立克的《穆宛脱圣训实录》，便将该人处死。他们在马格里布就是这样做的，戈迪·耳雅德向我们讲述了法蒂玛人是如何大肆推行什叶派主张、残杀违抗者的。他在艾布·白克尔·本·胡载里和易斯哈格·本·白尔召的传记里，讲述了他俩因不屈服于什叶派而被囚禁、被捆绑在牲畜尾巴上最终被折磨至死的情景。后来，当逊尼派得势时，也用同样方法整治什叶派，直至消灭了他们的教派。凡此种种，皆出于政治原因，但却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法学家同苏菲派之间的分歧是当时最突出的矛盾和最大的灾祸。实质上，伊斯兰教并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教导人们既要履行形式上的义务，又要重视内心的修养。这些都将受到安拉的监督。真主之言证明了这一点：“信士们确已成功了，他们在拜中是恭顺的。”①真主要求人们作礼拜，并在同时保持内心的虔敬。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也是如此，他们既完成宗教礼仪，又保持心灵的美好。随着教法学家的增多以及他们对教律的深入钻研，我们看到，这些教法学家过分地强调履行表面仪式，如小净、礼拜、天课以及这些仪式何时适宜进行，何时不宜进行等等，却忽视了情操、灵魂等内在的心理意念。与此同时，苏菲派过分强调内在的心灵的功课，却没有对形式、礼仪给以足够的重视。于是形成了教法学家和苏菲派、教法学和苏菲主义之间的对峙。苏菲派指责教法学家只重表面皮毛之事；教法学家则指责苏菲派夸大精神作用，乃至超出了伊斯兰教的本旨，故法学家称苏菲派为内学派。
另一方面，在对待伊斯兰教的原则这个问题上，有些人主张禁欲苦行。这或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失意，或是因为未觅到发财之路，或是因为他们生性厌恶世俗的享乐和喧闹多彩的生活，或是因为他们生性敏感，听到了真主的话：“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惩罚向他们报喜”②。于是他们内心充满对地狱的恐惧，害怕由于他们的财富和享乐在末日受到严厉审判。
历史上记述了伊斯兰教初期许多苦行者的例子。他们当中有人遵循真主的教导：“你说，今世的享受，是些微的；后世的报酬，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③拒绝任何享受，在食、宿、与人交往以及一切生理乐趣上实行禁欲。正如盖希里所言“在真主面前，有一件披袍者胜于有两件者。”他们奉行独身，守贫禁欲，不断探讨、争论“贫穷与富贵，在真主面前哪个更佳？”的问题。有些人采取了其他的苦行方式，甚至真主允许的某些事情也在他们的禁止之列。有人将“在那日，你们必为恩泽而被审问”①中的“恩泽”理解为“饮凉水”，于是就禁止喝凉水，害怕末日受审。苏菲派出现后，对苦行进行了哲学的解释，把它分成若干等级、种类。他们的苦行是像基督教修道士那样，身穿粗毛织衣，由此得名苏菲派。这种称谓很贴切，符合语言本意。最初，当苏菲主义与教法混为一体时，它还是纯粹伊斯兰教性质的，当时的苦行是自愿奉行伊斯兰教义。这种情形持续了整个倭马亚时代，其开创者为哈桑·巴士里。②后来，许多其他民族的宗教信徒，如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波斯祆教徒、印度教徒等信奉了伊斯兰教，希腊哲学、新柏拉图主义流行起来，苏菲主义便博采各家之说。于是，有些人认为苏菲主义染上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各教派的色彩；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菲主义染上了基督教的色彩；还有人认为苏菲主义带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所有这些因素相互融合、渗透，随着时代的变迁形成各种思潮，各有其不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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