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恺，江苏苏州人，经济学学士。苏州作家协会会员。秉承对历史的爱好和自身专业所学，开创了试以经济学理念解释霸权兴衰、帝国成败的全新史学观点。著有《军国凶兽：日本战史》《猛禽崛起：美国战史》《军部当国》《《苍狼逐鹿—蒙宋百年战争史》等历史科普读物。

本书全面再现了清末淮军的发迹、强盛、覆灭，是一部全面展现内忧外患的清王朝奋力挣扎又无力回天的慷慨悲歌，也是一部记录晚清肱骨之臣李鸿章殚精竭虑却兵败垂成的历史笔记。透过本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鸿章个人或淮军这支晚清劲军的兴衰浮沉，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悲痛。

1853 年 11 月舒城陷落，吕贤基投河自尽，但李鸿章的军旅生涯却并未就此宣告结束。此后的几年里，李鸿章以幕僚的身份效力于新任安徽巡抚福济。福济是满洲镶白旗人，出身的优势加上曾出任过兵部侍郎，福济抵达安徽之后一度调兵筹饷，颇有一番气象。加上“太平天国”方面恰逢“天京变乱”，因此李鸿章在福济麾下参与了收复含山、巢县等战役，积累了一定的军功。但随着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新生代将帅的崛起，清军在安徽的局势再度由安转危。眼见很难继续在福济手下建功立业的李鸿章，只能另谋发展。通过当时正在曾国藩军中“综理粮秣”的大哥李瀚章的关系，1858 年 12 月，李鸿章正式赶赴南昌投入曾国藩的幕府之中。

在李鸿章看来，自己投身湘军属于“强势加盟”，理应受到特别的礼遇。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李鸿章初到南昌之时一度生活散漫，晚睡懒起，对于曾国藩每天黎明时分“必召幕僚会食”的规矩更是颇多微词，最终忍不住直接以头痛相推辞。不想曾国藩不断派人来催，更直接表示“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无奈之下

李鸿章只能“披衣踉跄而往”，结果换来的却是曾国藩一句“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的当众教训。而事实上这不是曾国藩第一次敲打李鸿章了，早在李鸿章多方托人表示希望加入“湘军”之时，曾国藩便揶揄其说：“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

曾国藩的一系列反应，令李鸿章“为之悚然”，更深知要在“湘

军”之中闯出一片天地，唯有勤奋自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一度人才济济，李鸿章不得不更为勤奋

李鸿章虽然仅负责书记文字工作，但却干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弹劾新任安徽巡抚翁同文的奏折，成功为“湘军”的发展去除了政治上的一块绊脚大石。翁同文出身江苏常熟，道光年间进士出身，早年便投身以钦差大臣身份主管围剿“太平天国”的满族重臣琦善的麾下。1858 年在接替福济出任安徽巡抚之后，更节制安徽省内各路清军，可谓“风头可劲”，更由此干涉起了“湘军”的行动。对于这样一个摆不正自己位置的安徽巡抚，曾国藩自然“除之而后快”。1860 年初，利用翁同文麾下团练武装苗沛霖所部哗变的契机，曾国藩上奏对其进行弹劾。最终成功地将其赶回京城，不久更被“褫职逮问”。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为曾国藩捉刀起草各类奏折，深得其心。曾国藩夸奖其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满足于周旋于公牍文书之间的秘书工作，因此才在“湘军大营”进驻祁门之后不断制造舆论，希望能“及早移军”。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积极，除了其年轻气盛、好发议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湘军”此时的动向与其尽早规复安徽全境、衣锦还乡的设想不符。面对军中不断要求移营的呼声，曾国藩虽然亲自出面，以“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进行压制，但以他的老辣，自然不难看穿李鸿章的小算盘。因此驻守祁门后不久，曾国藩便出面向清政府保举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

加入曾国藩幕府之前，李鸿章的正式官职为“从三品”的福建延建邵道（即延平、建宁、邵武三府道台），而两淮盐运使亦为从三品。仅从官阶上来看，此番人事变动对李鸿章而言不过是“平调”而已，但两淮盐运使掌管食盐运销、征课、钱粮支兑等业务，而延建邵道所属地区此时却正遭受太平天国的袭扰，李鸿章的前任袁绩懋便死于太平军的乱刀之下，“含金量”孰高孰低自然一目了然，何况曾国藩在保举李鸿章的奏折中还提议由其于淮扬一线“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如果真能顺利赴任，李鸿章可谓独掌两淮财政、水师大权，不仅本人平步青云，更能成为湘军布控江浙的重要一环。奏折刚刚送出，曾国藩麾下幕僚便纷纷向李鸿章道贺，甚至连湘军大佬胡林翼也亲自从湖北黄梅跑来找李鸿章“谈话”。一时间李鸿章在祁门的湘军大寨中俨然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此时一场席卷华北的浩劫却令李鸿章的升迁之梦化为了泡影。

1859 年 6 月 20 日，由 20 艘蒸汽战船组成的英、法联合舰队出现在了被清政府视为“海陆咽喉”的大沽口外。自 1858 年《天津条约》签署以来，中英两国的外交摩擦从未中断过。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法等国能否在北京开设公使馆、内地游历和内河通商等问题之上。为了逼迫清政府让步，英、法两国于是再次祭起了“炮舰外交”的法宝。面对来势汹汹的英法舰队，清直隶总督恒福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英、法、美三国公使由北塘登陆，率领不超过 20 人的武装卫队前往北京，但这一要求却遭到了西方各国的一致拒绝。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水文调查，英国海军认定排水量较小的浅水蒸汽炮艇可以由大沽口逆海河而上，直驱北京城下。

西方画家笔下的大沽口之战英国海军的设想虽然并非天马行空，但却早已在清政府主战派的算计之中。1858 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兵锋直指津、京，令清廷大为震动，因此在敌军撤走之后，清廷严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整饬海防。出生于叶赫那拉氏的瑞麟虽然是因为“祫祭太庙，读祝洪亮”而在政坛崛起，但在清政府的内外交困中也逐渐成长为一位军事统帅。他来到天津之后，立即着手恢复直隶师，同时在大沽口内外设置障碍，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阻拦敌舰闯入。来自蒙古草原的僧格林沁虽然对海战没什么经验可言，但却也深知延展防御纵深的重要性。根据他“分驻要隘，诱敌深入”的战略，清军不仅将大沽口原有的南、北岸的炮台由原来的 4 座增加到 7 座，安装岸炮 64 门；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炮台 1 座，作为后路策应。炮台周围均筑坚固堤墙，包挖壕沟，竖立木栅，加强防护。

    6 月 25 日，经过了一番备战之后，英法联合舰队选择了在黎明时分起锚，突入大沽口，但是面对新增的海栅他们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勉强清出了一条航道。而此时进攻的突然性已经荡然无存，大批清朝炮兵已经进入僧格林沁所预设的阵地，潜伏待敌。英国海军显然对“所有炮台像怪物似地沉睡在沙岸上，听不到它们的一点声音，也看不到什么旗帜”的战场态势颇不适应。下午3 时许，英国远东舰队指挥官贺布少将终于按捺不住，命令舰队向岸边的目标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