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酷爱读书，手头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看。我很喜欢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所以我收集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分册发行的约翰·班扬的作品。后来我把它们卖掉用来购买伯顿的《历史文集》。这部文集共有四五十册，是从小商贩那里买的，价格很便宜。我父亲的书房里收藏的大多数都是有关神学辩论的书籍，其中大部分我都读过。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不做牧师了，这些书远远无法满足我的需求，而那段时间我对于学问又如饥似渴，却没有机会读到更多合适的书，为此，我至今仍深感遗憾。我读得最认真的当属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而且至今我依然觉得，花了那么多时间读这本书是非常值得的。在父亲的书房里，我还读过笛福的《论计划》和马瑟博士的《论行善》，这两部作品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并对我后来人生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产生了影响。
最终，我喜好读书的习惯使我父亲决定让我做一个印刷工，尽管他有个儿子（詹姆斯）已经从事了这一行业。1717年，我的哥哥詹姆斯带着一台印刷机和一些字模从英格兰搬到波士顿办起了他的印刷铺。相比我父亲那里的工作，我还是更喜欢这里的工作，虽然我仍然对航海抱有幻想。为了阻止我的这一爱好造成可怕后果，我父亲迫不及待地把我绑在哥哥那里做学徒。我抗拒了一阵子，但最终还是被说服，尽管刚刚十二岁，我就签署了劳动协议。按照协议合同，在二十一岁之前我都要以学徒的身份帮忙，只有最后一年学徒期满才能拿到工资。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熟悉了印刷业，成了哥哥的好帮手。那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好书。由于认识了一些书店里的学徒，使得我有时候可以从他们那儿借一些书来看。我总是很快就会读完并保持书本的整洁干净。有时候晚上借来一本书，第二天早起就要归还，以免被人发现那本书丢失或者担心有人来买。因此我常常坐在房间里，读到深夜。
后来，一个很有头脑的商人马修·亚当斯先生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来，并注意到了我。他藏书极多，经常邀请我去他的藏书室里做客，并欣然借给我一些我希望拜读的作品。那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诗歌，并写了一些短诗。我哥哥认为写诗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就鼓励我创作了一些即兴歌谣。其中的一首叫作《灯塔的悲剧》，讲述的是沃西·莱克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沉船的一系列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讲述的是海盗蒂奇（或黑胡子）就擒的故事。这两首歌谣都不是什么大作，是用市井民谣形式写的。印出来之后，我哥哥让我拿到街上去卖。其中第一首竟出乎意料地热销，因为它讲述的是当下新近发生的事情，所以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件事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让我沾沾自喜。但是父亲却嘲笑我的作品，阻止我写作，还告诉我诗人大都是穷光蛋。因此，我才没有成为诗人——或许是一个很蹩脚的诗人。但是由于散文写作在我的一生中大有益处，也是我得以发展的一种手段。因此，我接下来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这点小才能的。
除我之外，镇上还有一个爱书之人，他叫约翰·柯林斯，我们往来密切。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争论，但是我们的确很喜欢互相争辩，而且都很希望能驳倒对方。不得不说，争辩很容易成为一个坏习惯。为了争辩，人们不得不提出反对意见，这就很容易使人在同伴之间格格不入。因此，争辩不仅会破坏谈话，而且有时候本来能成为朋友的双方却因争论成了敌人。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惯是从阅读我父亲那里关于宗教论辩的书中获得的。据我观察，那些明智的人很少染上这种习气，除了律师、大学生还有那些在爱丁堡长大的受过优等教育的人们。
我还记得自己和柯林斯之间的那场激烈辩论，辩题就是女性是否有受教育的权力以及她们是否具备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他持否定观点，因为他认为女性天生不具备学习能力。我持有相反的意见，或许是为了辩论吧。他天生能言善辩，又娴于辞令。有时候我在想，他能驳倒我的大部分原因是他流畅的语言表达而非多么确凿的论据。我们一直持续辩论到分手的时候也没能一决高下，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又无法见面，于是我便坐下把我的观点写出来，誊写工整之后邮寄给他。他回信之后我再给他答复。就这样三四封信之后，我父亲偶然看到了我们的信。他并没有加入到我们的争论中来，只是和我谈论了我文章的体裁问题。他说尽管我在文章正字和标点方面胜于对方（我把这归功于印刷铺的工作经历），但是在表达是否文雅、表达方式以及条理是否清晰等方面略逊一筹，为了说服我，他还找了几个例子。我觉得他说的在理，因此开始注意文风，下定决心要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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