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主义”影响和塑造着。相当多学者在开展研究前，已经有了强烈的预设；结论似乎是早已经确定的，研究只是一个确认的过程。在研究手段上，他们偏重哲学-宗教学式的考察，结果让自己陷入比较的陷阱；中国古典思想看起来只有和西方思想相对时才有意义。此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些“幻象”。与之相反，本书重回中国立场，用本土情怀重新考察先秦人性论。后现代主义不仅破除了现代主义对普世性的迷信，更暗示应该把话语权归还给非西方文化。受此启发，本书在考察先秦文本时，完全放弃了从哲学-宗教概念出发的传统做法，转而把文本中流露出的情感看作先秦人性论的核心内容，并得出结论：先秦人性论就是建立在同情心和爱基础上的情感话语；这种由真情实感构成的人性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本书在最后把一些现实问题放置在人性论的脉络中进行了初步探究。

一、破烂王的歌声：人性的幻象

2006年的春天，在南洋闷热的晚间，我翻开了舍丽丹·普拉索（Sheridan　Prasso）的新作《亚洲之秘》（The　Asian　Mystique）。在书中，她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990年，作者从芝加哥来到香港地区工作。在山间的寓所，她对一个总是高声唱着相同字眼、在山坡漫步的人充满了好奇。作者认为香港地区的华人相信天地间无处不有神灵：或许这个人正在通过歌声来平息山神的愤怒？作者写道：“我就要沉浸在目睹了‘神秘的’（mystical）亚洲的‘幻想’（fantasy）中去……”当她再一次听到歌声，普拉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懂中文的室友。友人笑了，说：这是个破烂王，他在吆喝着收一些废铜烂铁。这似乎震撼了作者，她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再也不能够用相同的方式来看待亚洲了。”

随后，作者用整本书的篇幅检讨了一个个长久以来驻留在西方人头脑中的神秘的亚洲女性形象：中国的有着强烈控制欲的“龙女”（dragon　lady）；日本的柔弱顺从的艺妓（Geisha　girl）；遍布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的充满诱惑力的“短小有着深色皮肤的性交机器”（Little　Brown　Fucking　Machine，LBFM）……所有这些都充满了异国情调，时时刻刻散发着性的气息。普拉索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这种对亚洲女性的认识，正如同她对那个破烂王的臆测一样，是纯粹的想象；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呈现的“他者”（other）是一个被完全扭曲的幻象（distorted　image）。而她所期许的，正是借助更加客观的描述，呈现给世人一个真实——至少是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亚洲女性形象。

中国、日本、东南亚各国女性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被西方扭曲的民族比比皆是。在杰克·沙辛（Jack　G.　Shaheen）的著作《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Reel　Bad　Arabs:　How　Hollywood　Vilifies　a　People）中，作者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好莱坞电影的分析，指出：在这些广受欢迎的美国影片中，我们很难找到正常的、普通的阿拉伯人（everyday　Arabs）。观众看到的阿拉伯人，不外乎这样几个形象：恶棍（Villains）、贪婪好色的酋长（Sheiks）、性感撩人却危险的女仆（Maidens），还有狂热的来自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Egyptians　and　Palestinians）。好莱坞电影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制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电影看似不经意地对普通阿拉伯人的白描和不间断重复，“坏阿拉伯人”的形象被牢牢种植在大众的脑海。在缺乏批判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观众眼中，荧幕上变态、邪恶、危险的阿拉伯人等同于真实的阿拉伯人。正如沙辛所引用的阿拉伯谚语所说：Al　tikrarbiallemilhmar　（By　repetition,　even　the　donkey　learns）——重复又重复，驴子也学会。

无论是中国、日本、东南亚，还是中东世界，它们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地理文化范畴：东方（Orient）。本无所谓东方；当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并审视世界的时候，东方诞生了。东方对西方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神秘、危险的大陆，又是一方能充分满足各种妄想的快乐之乡（a　fanciful　land　of　pleasure）。整体上，东方是西方实际的、潜在的——实际上完全是想象的——威胁。这种认识古已有之。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说：在古典时代的意识中，东方是“暗示的危险”（insinuating　danger）。殖民时代西方的成功并没有降低所谓东方的危险性。虽然几乎所有非西方世界向欧美帝国臣服，东方依然是一个危险的存在。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者的认识：　尽管物质性的东方已经在帝国的牢牢掌控之下，但东方，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完全不同质的“文化的他者”（cultural　other）。它与西方迥异的气质和精神，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始终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

在西方中心论者的意识中，充满了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西方是理性、善良、成熟、正常（normal）的代表，与之对应，东方则是非/反理性、邪恶、幼稚（childlike）和变态的化身。这个二元对立的列表可以扩展至无穷。要言之，西方代表了真、善、美以及文明的一切，而东方恰恰是完美西方的敌人。这种极端的以区域为中心、充斥着简单（simplistic）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殖民时代演化成暴力血腥的政治话语。这个话语的实际内容就是所谓的“文明化”（mission civilizatrice）。 “文明化”的含义是西方通过各种手段——和平的、暴力的——去启蒙东方，给东方带来真正的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东方将获得它所缺乏的理性、成熟、秩序、富裕、民主、自由、心灵上的救赎……“文明化”为“帝国”提供了终极辩护：帝国的殖民不是一种罪恶，而是帝国善良的表现。西方和东方的存在就是善与恶的对立（Good　vs.　Evil）。对立是绝对的；善与恶之间会有妥协吗？善不去征服恶，恶就必将吞噬善。这给西方带来了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乐观的西方认为善一定会战胜恶：西风势必横扫东方大地，东方一定会走上西方的文明化之旅。另一方面，西方的内心深处一直被“恐惧”困扰：代表着恶的东方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西方的理性、文明和进步，想方设法要把这些人类的精髓摧毁。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是这种恐惧感的精致表达。更具批判力的扎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在《美国梦想　全球梦魇》（American　Dream　Global　Nightmare）中，把这种恐惧的心态讥讽为维护帝国存在的“必要恐惧”（Fear　is　necessary）法则：“‘要害怕，要非常地害怕’，……不断重复的恐惧是一种推动力。”

……

第一章  理论背景

一、破烂王的歌声：人性的幻象

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多样化的世界

第二章  先秦人性论：在文本里

一、神话

二、情感的天空

三、君子与圣人

后记  十六年的思考

一、从理想国到人性论

二、发现“民主原教旨主义”

三、通向美好社会之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