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是诗的摇篮,也是诗学理论的发源地。希腊神话和史诗不仅构成了希腊早期文学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源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没有希腊文化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欧洲。西方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证实了恩格斯上述论断的科学性。希腊神话和史诗“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马克思语)。希腊人就是以此为幻想的基础,进行其最原始意义上的诗歌创作。而作为人类早期意识形态表征之一的诗学理论,也是对人类早期诗的一种总结、提炼和概括。换言之,它是在人类最原始的诗歌艺术的实践基础上逐渐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公元前8至前7世纪,希腊本土就已经有辉煌灿烂的“荷马 史诗”和“赫西俄德 史诗”。在这些史诗中,就已经有关于诗艺创作中的“灵感说”等理论的萌芽,如荷马在其史诗中向诗神缪斯 发出呼告,请求其给人类以诗歌创作方面的灵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原始灵感与“神的召示”具有等同意义。赫西俄德在其史诗《神谱》的“序曲”中曾声称他在赫里岗(Helican)山上牧羊时,诗神缪斯如何教他吟诗。言下之意就是诗并不真正属于诗人本身,而是属于神。诗人的创作必须诉诸神的帮助。在谈及诗的目的时,荷马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诗应该给人以快感,让人从中得到某种欢愉和满足。而赫西俄德则认为诗的主要使命就在于传达“神的教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古希腊诗人已经涉及到诗(广而言之是艺术)与娱乐、教育等问题的原始萌芽。再如,在古代神话传说中俄耳浦斯 流传最广的神话说,俄耳浦斯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他的歌声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从音乐的方式驯化兽类和野人。安菲翁 用诗和音乐的方式感化顽石,使其自如移动,完成了底比斯城堡的修筑。这些古老的希腊神话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非常离奇,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即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诗有其特殊神奇的心灵启迪作用。上述这些情形是西方人最早关于诗的观念,这些观念既是十分原始的,又都是很唯心的。
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随着思辨哲学的日益兴起,上述这些原始的诗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尤其是哲学影响开始渗透到原始诗艺观念方面。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时代。针对荷马史诗当时已家喻户晓并已成为大众教育的工具,哲学家们常常是从哲学和道德的双重角度对荷马史诗提出各种批驳。如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前480)认为,世界是一个包容着万物的整体,它既不是神创,也不是人创。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宇宙万物普遍处于对立斗争的状态,有斗争才有发展。他因此认为,荷马祷告神灵停止人间的斗争是不会使人满意的。并且认为,诗这样的艺术绝不是神的产物,诗人不应诉诸神,而应诉诸(模仿)自然。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受米利都学派的影响很深,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源于水和土,反对把神说成和人一样,主张一神之说,反对多神之说。他责备荷马写神灵具有人类的败德。到了公元前5世纪,贵族出身的古希腊抒情诗人平达 在其颂歌中提出了天才与技巧的相对价值问题,平达认为,诗人的灵感主要源于天赋,而单凭技巧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不过,他同时又承认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因此,平达的所谓“诗人的灵感”是天赋与后天勤奋结合的产物,与荷马史诗中所言的那种“灵感”不同,后者是有神秘性,而前者就没有那种神秘性。此外,还有西摩尼得斯 的“诗是有声之画,画是无声之诗”的名言,更是道出了诗与这两种艺术的区别(个性)和联系(共性),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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