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其人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人问津，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及《庄子》一书。《老庄申韩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曰：“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至于庄子号“南华真人”正式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唐代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以讹传讹，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其实只是一种误解。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在《庄子年表》中认为，《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士”这一阶层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到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篇“庖丁解牛”，《人间世》篇“匠石之齐”，《达生》篇“梓庆削木为”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但他并非仅仅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二、 《庄子》其书
1. 概貌
《庄子》应该于先秦时期就已成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是经西晋郭象删订而流传下来的。汉代《庄子》有五十二篇十余万字,这种五十二篇本到魏晋时期仍然较为常见。魏晋时玄风盛行，庄学渐起，为《庄子》作注者多达数十家，但这些注庄者往往根据自身对庄子的理解和个人喜好，对《庄子》一书的篇目做了一定的删改，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庄子》版本。郭象以前，主要的《庄子》版本有崔譔本、向秀本、司马彪本、李颐本。其中崔譔、向秀本为二十七篇（向秀本一作二十六篇，一作二十八篇），司马彪本五十二篇，李颐本三十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郭象的三十三篇本，是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尤其是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删订的，是郭象对司马彪五十二篇本“以意去取”，并删去其中“十分有三”之后的结果。经过郭象删订的《庄子》，无论从篇章还是字句方面，都更为精纯。由于他吸收和借鉴了向秀及当时各家之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自己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故为历代所推崇，逐渐成为定本，流传至今。
今本《庄子》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是由郭象所划定的。但在郭象之前，就已有内、外篇或内、外、杂篇之分，且篇目构成上与郭象不尽相同。杂篇的概念出现较晚，至崔譔、向秀注《庄子》时，也仅有内、外篇，无杂篇。司马彪注《庄子》时，将《庄子》原文明确划分为内、外、杂篇三个部分，之后郭象在司马彪本的基础上删订时，又将外、杂篇略去部分篇目，并将某些篇目的段落进行了重新裁取整合，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庄子》面目。各家对内篇的意见比较统一，无论注者如何“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经典释文序录》），这应该不止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具体篇目上，而原因可能与内篇在标题、风格、内容上都比较一致有关。而对于外、杂篇，各家则根据喜好，进行了或大或小的删改。至于划分内、外、杂篇的依据和标准，则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主要有根据文意之深浅、风格功用之不同和标题有无寓意来划分等观点，但都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
2. 篇目的真伪
《庄子》篇目的真伪问题在宋代苏轼以后才为人们所关注。郭象将五十二篇本删订为三十三篇本时，就已有去伪存真的目的，从而删去那些“一曲之才，妄窜奇说”，不足为信的部分。陆德明也赞成此说，认为《庄子》经“后人增足，渐失其真”。但是郭象与陆德明以是否为庄子亲作来分辨真伪，显然是不合理的。先秦诸子著作如《论语》、《孟子》、《墨子》等，多为弟子记录先生言行或由师徒共著，后学续笔发挥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庄子》在庄子亲作之外，还包括了其弟子或后学的部分著作是正常的。并且由于庄子学派逍遥无拘、汪洋恣肆的思想与文学特点，庄子后学极可能对《庄子》内容不加拘束地自由发挥，由于时代及社会状况的限制，其中有些或许比较贴近庄子原意，有些则可能偏离较多，也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辨别《庄子》篇目真伪之时，必须首先将其作为整体的庄子学派思想汇集，而不应过分着眼于单个篇目的真伪校定。
郭象删订《庄子》时，可能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许多明显并非庄子本人所作的篇目或段落，也收入了郭象三十三篇本中，从而引起了后世对于《庄子》真伪的继续讨论。据明归有光、文震孟《南华真经评注》所引，唐韩愈就已提出《盗跖》篇“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并认为《说剑》、《渔父》二篇从思想文风上看似乎也非庄子所作。至宋苏轼作《庄子祠堂记》，明确提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为伪作，其依据与韩愈大体相同，一方面认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故而以是否“真诋孔子者”为真伪标准；另一方面以文风及思想深度为标准。之后的许多学者继续考察《庄子》的其他篇目，怀疑之说日多，主要集中于外、杂篇，外、杂篇多伪作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近代以后不少学者将怀疑的眼光扩大至内篇，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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