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回忆录/素笔忆鲁迅》：
其次，苏联革命和它的文学对鲁迅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的新纪元。正当苦难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带给我们的鼓舞力量真是难以估计。当时中国的一切先进分子，莫不歌颂它，称赞它，研究它，学习它。鲁迅在1918发表的《随感录》中，就称它为新世纪的“曙光”，要人们“抬起头”来仰视它，迎接它。待到1925年以后，鲁迅便丢开了搜集碑帖石刻，而代以内容崭新的书籍。从日记的书帐中，我们看到他在1925年所购置的书中，就有《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文学与革命》。1926年未出北京以前，又有《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以及其他冠以露西亚、新俄等字样的书，与线装的中国书籍占着同一地位。这又和他所推动的未名社出版《苏俄的文艺论战》等书介绍新思潮同一时期。鲁迅后来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说，苏联文学书籍那时成了“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而这个“我们”当然也包括鲁迅自己在内。所以说，苏联十月革命和文学书籍，对在北京时期的鲁迅，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这也和鲁迅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众所知，
鲁迅虽然生长在一个小城市里，但是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联
系。他自己虽然出身于士大夫官僚家庭，但是由于母亲出身
于农家，所以从小就和广大农民的“野孩子”混在一起。因此，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以广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自居，替他们呼号，为他们请命。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又由于鲁迅深刻地研究过中国历史，所以他对于许多吃人的“道德”“礼教”，有着深切的痛恨。更重要的是他以文学为武器，来达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以文学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他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听取将令的革命的马前卒，所以他能够在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担负起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的工作。鲁迅韧性的对敌战斗精神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帮助他走过了许多艰难困苦的道路。我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祖父在很早的时候，就让他抄写许应骙驳康梁变法的奏折。康梁变法在我们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毫不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新”运动，但许应骙即使对这个“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都要反对，可见其思想之保守与反动之甚了。而鲁迅的祖父又拿这个奏折来让他抄写，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这不是要从小制服这个在他们眼里桀骜不驯的人吗？鲁迅后来问我：“许应骙是你什么人？”我答道是“叔祖”！他就半开玩笑地说：“哼！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
一个作家的感觉是敏锐的，特别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这一时期，面对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封建势力的黑暗笼罩着一切，他的内心的忿怒是想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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