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花园口决堤
自从国民政府临时迁都武汉以来，蒋委员长的脾气是越来越坏了。
徐州弃守后，正面战场上的战事连连失利，国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不断有失地消息传来。由于大本营制定的抗战策略是“以空间换时间”，这就给那些不抵抗的将领以溃逃弃守的借口，有的甚至连一枪不放就退了，气得蒋介石常常破口大骂：“娘希匹！一枪不放还有理由了！贪生怕死，国军败类！一定要开杀戒，杀他几个！……”
“杀几个”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说到做到，山东沦陷杀了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兰封失守杀了88师师长龙慕韩，第27军军长桂永清也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临阵斩将并未止住国军溃退的颓势，也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五月底，日寇华北方面军依仗其机械化优势，兵分两路：一路沿陇海路西进，长驱直入，兵锋直指开封、郑州；另一路沿大别山北麓平原地带进占皖西、豫南。同时日寇华中派遣军在攻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后也在沿长江西进，并有向湘北和鄂南运动的迹象。敌人企图从北、东、南三面夹击包抄武汉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几个月前，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召开了御前会议。日本陆军部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支配中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从而完成大本营速战速决、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分兵东南亚的战略构想。为此日军从国内及中国各战场上调集重兵，共集结了九个完整师团以及近卫师团、山下师团和第116、第15、第17师团的部分支队，同时配属了海军陆战队10个团以及一个机械化兵团、三个航空兵团和海军舰艇140余艘共约45万人。这是日寇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足见其志在必得的狂妄心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针锋相对，提出“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构想，在武汉周边部署了近百万大军迎敌，大有与敌一较胜负的态势。武汉会战的帷幕就要揭开了。
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北线日军的推进会如此神速。
6月5日，开封陷落，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国人的心里都明白，一旦开封失守，郑州也就失去了屏障，很快也将陷入敌手。到那时日寇沿平汉线快速南下，逼近武汉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到不了七月份，六月底武汉的外围战就将打响。联想到南京陷落后的屠城，武汉三镇人心惶惶，出城逃难尤其是向西逃难的难民争先恐后，堵塞于途，难民潮汹涌不可阻遏。
六月上旬的一天，钢迁会主任委员欧阳继承接到上级命令，叫他即刻赶到武昌珞珈山，委员长要亲自召见。钢迁会是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简称，三月初在汉口成立，隶属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双重领导，其职责是负责战时内地钢铁工业西迁以及在西南大后方重建钢铁工业的工作。此前欧阳继承是兵工署制造司司长，被指定为钢迁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曾出任过上海钢铁厂厂长的韩登科；还有其他几名委员。在委员会下设技术室、会计室及总务、铁炉、轧机、动力、建筑、运输等股。
欧阳继承由钢迁会办公所在地的汉口小西路赶到江汉关轮渡码头，准备搭乘轮渡过江去武昌。上海、南京陷落后，武汉下游的客运专线汉宁线和汉申线早已停航，只有短途的汉浔线还有客轮偶尔通航，但只有来客而没有去客，从九江一带蜂拥而来的下江难民把汉浔线每一个航班都挤得爆满。从武汉开往上游宜昌、重庆的船票更是一票难求，据说从汉口开往宜昌的一张普通四等舱客票，在黑市已经卖到了三根“大黄鱼”。欧阳继承没有料到轮渡码头上也是人满为患，到处席地而坐的都是逃难的人群，加之那些满地堆放的包袱、行李，各式各样的大小皮箱，码头上连插脚都很困难。很显然这些人都是过江后乘坐粤汉路的火车往南逃难的。看上去他们中也不乏穿着很讲究的人，但到了这逃命的关键时刻，谁也顾不得体面和斯文了，都只想拼命挤上船去。据说民间也有很多小划子摆渡难民过江，但收费高昂，连人带行李少则三块大洋，多的已经收到了五块大洋。而且江中风高浪急风险很大，相比轮渡公司八毛钱的船票和轮渡的安全性，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往轮渡码头上挤。
欧阳继承好不容易挤上了轮渡。趁着渡轮在江上航行的时间，他要把待会儿面见委员长要说的话好好地在心里捋一捋。
毫无疑问，委员长再次召见他，肯定还是关于汉阳铁厂西迁的事情。
我国早期的钢铁工业布局严重不均，主要集中在东北、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西北和西南几乎是空白。而钢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物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钢铁工业的支撑，中国的抗日战争能持久进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东北地区早在“九·一八”后就全境沦陷，而淞沪抗战由于上海的快速沦陷，上海钢铁厂的高炉和机器设备只抢运出来很少的一部分；现在东部沿海港口已全部落入敌手，此时再幻想从国外进口设备，在大后方重建钢铁厂已不现实。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此时就成了国民政府手中仅有的最后一张底牌，这也是我国钢铁工业仅存的一粒种子。事实上淞沪抗战刚刚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就致电时任汉阳铁厂代厂长韩鸿藻，以战事紧急为由征用已停产多年的汉阳铁厂，准备恢复生产，以支援东南抗战。韩厂长有意推诿，以“鸿藻仅负保管之责，征用接收一节，请径与上海总公司接洽”为由婉拒。军政部随即回复了一份措辞更为强硬的电令：“本部接收该厂，以战事紧急处置，一切物品希照数点交，俟战后清算，并由鄂省府及实业部派员监交。为避免泄露军事机宜计，现时毋庸通知总公司，关于是项不通知之责任，由本部完全负之。”韩鸿藻这才不得不交出了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原以生产铁路钢轨为大宗，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因北洋政府变更铁路钢轨规格，导致汉阳铁厂大量产品积压而被迫停产，迄今已有十多年。当军政部正在组织修复汉厂机炉之际，长江下游的战事急转直下，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复工已无实际必要，遂决定整体拆迁到重庆，另觅新址建厂。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2月7日，蒋介石亲自下达了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只是委员长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整体拆迁一座大型的现代钢铁厂谈何容易？短短一两个月的期限何以能完成？不说别的，单说在战时环境下，招募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雇用技术工匠就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更有缺少大型起重机械等困难。汉阳铁厂的很多炉件、机件都是几百上千吨的，拆卸搬运只能靠人拉肩扛“蚂蚁搬泰山”；还有缺少大型的运输船舶；还有敌机不断的轰炸骚扰……千头万绪，困难多得难以想象。三月底的期限很快到了，那天委员长第一次召见欧阳继承，当他听说汉阳铁厂的拆迁目前还停留在筹备阶段，并未实质进行，还没等听完汇报，老头子当场就发火了，把欧阳继承骂了个狗血淋头：“无能！办事不力！……娘希匹！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后方这些人还在混日子！”欧阳继承满腹的委屈说不得。如今又是三个月快过去了，委员长再次召见他，肯定还是催问这件事。他该如何回答领袖的垂询呢？继续诉苦告难吗？──说汉阳铁厂的拆迁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全部拆迁完毕预计要到八月底；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征用船只，汉阳铁厂拆迁的几万吨钢料现在就堆在江边，等待装船启运；说按照现在的运力计算，全部拆迁运输完毕估计还要半年的时间。……毫无疑问说这些只会再次招来一顿臭骂，但欧阳继承必须实话实说，他从来不会在上峰面前巧言粉饰，报喜不报忧。但他扪心无愧，因为他觉得自己这几个月来没日没夜的工作，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一阵低沉的嗡嗡的飞机引擎声从远处传来。欧阳继承抬眼望去，几架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掩护着两架轰炸机，从长江下游几乎贴着江面飞了过来，瞬间就到了头顶上。机翼上血红的太阳旗在阳光下闪耀。渡轮上的人刹那间炸开了锅，顶层甲板上的人纷纷哭喊着尖叫着，开始没命地往底层甲板上跑。只有欧阳继承一个人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因为他的心里很清楚，敌机轰炸的目标不在这里。果然，不一会儿，从龟山下汉阳铁厂那儿腾起几股巨大的烟柱，紧接着龟山上的高射机枪开始还击了，从孝感机场起飞的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战机也赶到了。一阵短暂的空中交火后，日机并不恋战，丢完炸弹又沿着来路匆匆飞走了。欧阳继承开始明显地感觉到，敌机从最初对武汉三镇的无差别狂轰滥炸，转而把目标集中在了汉阳铁厂等重要拆迁工厂上，无疑给拆迁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和麻烦。日本人似乎也在突然之间醒悟了，开始明白中方加快拆迁钢铁厂的战略意图，他们运用空中优势拼命想要阻挠破坏这项工程，不仅仅密集地轰炸汉阳铁厂的拆迁工地，还追着长江上那些运输钢铁厂设备的船只轰炸，有很多设备还没有运到四川就沉入了江底。战争的残酷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军事战场上，经济战线也是中日较量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欧阳继承在心里这么想。
渡轮停靠在南岸的汉阳门码头，又是一股汹涌的人潮往岸上涌去。欧阳继承上岸后，委员长侍从室派来接他的小汽车早已等候在码头边。一位副官模样的人告诉欧阳继承，说翁部长早到了，在委员长那儿等他。翁部长就是翁文灏（1889—1971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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