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故事集》是作家宋尾的小说集，收录了他好看的中短篇小说。某种意义上，《奇妙故事集》是一部从城市日常中精心提炼的奇幻之书：每一篇小说都是奇情，但并不满足于怪诞本身；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悬念，但提出的疑问却总是毫无答案，或者说毫无意义。
◎解放碑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精神标志，可是，一个女人决心要“收藏”它，她要怎么做才能如愿呢？
◎相好的几家人像往常一样自驾到农家乐度假，翌日清早，其中一位丈夫悄悄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何时走的，又为什么走？
◎一个藐视一切的天才艺术青年，精心设计了一场堪称完美的行为艺术，但一个小小的意外毁了一切，究竟是什么意外？
◎一个灰心丧气的摄影师决意去死，他没有死成，反而进入一段奇特的“梦境世界”，他的死而复生无人相信，他请求朋友将自己送入精神病院，随即失踪。之后朋友按他的述说寻找，真有这么一种奇幻世界吗？
◎一个女人起诉警察性侵，但尘埃落定后，记者无意间发现他是性无能；消息见报后，奇怪的事发生了，他自首称侵犯了她，这次是真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以中介为业的青年，住在阔绰的洋房里，周旋于各种妇女之间，但他总是睡不着，总做同一个噩梦，他为什么睡不着？
◎这部书的每一篇小说都很“写实”，但又跨越了现实抵达到心理逻辑的层面；每一个故事都从生活中来，却带有隐隐的魔幻色彩。在每个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小说开始了。放下小说，你会发现，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
奇妙故事集（节选）
我死去的地方
经过一段九点七公里的长隧道，在外环高速上继续行驶了两公里，然后减速，我看到了那个隐秘的标识牌——道门口。路牌下方有文字提示：前方五百米处下道。在匝道上绕行的时候，一对黑鸟突然从灌木里扑腾飞起，黄昏的余晖在它们的翅膀上闪烁着细碎的堇色粉末。我慢慢地驾驶，越往深处，乡村道路就越窄，上面铺了薄薄一层小石子，轮胎压上去的时候，能听到胡豆炒熟后那种闷声闷气的嘎吱声。这是一段漫长的小道，弯弯绕绕，一眼看不到头，两岸栽满桉树，坡田上的油菜花已然开得繁茂，一整块一整块的黄色在车窗外迎着头惶惶小跑，挤压着视野。我必须眯起眼睛，这样会好受些。
我从未来过这里，这个离主城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地名也闻所未闻。这条路上连人都难得见到一个。我完全没有方向感，对于所谓前方毫不知情，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所谓目的地。但我越是觉着荒诞，就越是想接近它。因为他告诉我这是他死去的地方，他真是这样说的。
得到消息时，我正在开会。这个季度才开始，杂志经营业绩就整体下滑，而且接下来该怎么调整也完全没有头绪，所以领导急吼吼地把上午的例会临时改作了经营会。我正听领导训斥，手机吱吱振动起来，是刘东灵。我轻轻放到耳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老慢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我弓着身握着电话蹿出办公室，疾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会议很沉重，话题很压抑，我一直想抽支烟，就是没找到机会。我趴在窗口，头伸出去，把烟点上。楼下原来是一小块草坪，后来因为小院里车位打挤，被用作临时泊车的地方。此时一辆外来的车正艰难地挪动车头，试图挤到仅存的一道缝里。
“刘岗刚刚打给我的，”他说，“昨天早上七点半清点房间时就没看见人了，前天晚上走的，没打招呼，后来查监控才晓得。”刘岗是他的堂弟，九龙坡精神疗养院的办公室主任。
“那啷个1办？”因为是上午第一支烟，也因为抽得猛了，我脑门一阵发昏。
“我晓得？”他倒干脆。
“让刘岗他们疗养院到处找找嘛。”
“还用你说，就是找不到了才通知的我噻。”他说，“我马上要开会，你想想去哪里找。”
“我还不是在开会——”但那边已轰然挂了。
我悻悻地把烟屁股摁熄，快步回到会议室。结果这个会一直不歇气地开到下午，末了又来一个紧急采访通知。我赶快打电话给外边的记者，把事情交代出去。等我坐在电脑前把上周遗留的一些琐事处理完，就到了放学时间，又赶去学校接娃儿，接了娃儿，去超市买菜，然后是理菜做饭，然后又是洗盘刷碗，紧跟着就押着娃儿洗澡、上床忙完这一切已近深夜。临到睡觉，我才突然从脑子里拣出这件事儿。
我推了推刚从外边回来就一直躺在床上逛手机淘宝的朝芳，“你老师从疗养院跑了。”
“又不见啦？”她盯着我，两只眼睛空空洞洞的，“真神。”
“你说他能去哪儿？”
“那还真不知道，”朝芳撇撇嘴，“我是搞不懂他的。”
“亏得还是你老师！也不关心下，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有良心，那你还撬自己兄弟的墙脚！”
“嘿！要脸不？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此扯了一番，我们俩都疲了。
“还是去找找吧……”她熄了灯，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
我想我知道她没说完的话——“……老慢怪可怜的！”
老慢真的可怜吗？对此我保持疑问。我去过好几次精神病院，一般来说，那里的人看见我们这些“正常人”，反而会把我们当病人，很是同情。若他们不同情我们，我也同情我自己，既要照顾家庭，买菜做饭，洗碗拖地，又要起早摸黑地工作，努力钻营，围着领导打转。他们呢，仰着一张毫无压力的脸，袖着手，不闻世事，优哉游哉。谁可怜些？何况，老慢究竟是不是疯了，还得另说。
翌日，我起床后就给刘东灵电话，约他见面商量。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也约一下老光。”
在老慢这件事上，我们无疑都是股东。正是我们三个商量后把老慢送到精神疗养院的。
东灵声音朦胧低沉，肯定昨晚夜生活过满足了，身体是醒了，但心里的某根弦还没醒，“哎”的一声，像是伸了—个舒服的懒腰。
“那行嘛，我跟他联系下，暂定晚上。”
“不要暂定，”我说，“定就定死。”
“哎，我真的定不死。再说，老光也不一定有时间。”
“管得你们，反正我定死了。晚上六点，龙山路，乡村老菜坊，我现在就订位。”
“好嘛好嘛。”他不高兴地挂了电话。
他们都是忙人，他们的时间都是用来溢价的。老慢呢，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他融化在时间里了。我呢，时间也不是我自己的，至少不全是。可是倒回十几年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一模一样，至少也是差不多一个标准格式的。老光，东灵，还有我，是同一批新晋的媒体民工，我们的宿舍挨在一起。
当时，我凭着几篇发表的副刊文章，被分到周刊部跑文化，在一个被称“文化沙漠”的内陆峡谷城市，文化新闻好寡淡嘛，所以偶尔也客串一些情感热线和娱乐新闻什么的，补贴一点工分。东灵当时在经济新闻部，老光被分去跑机动。那时我们还很幼稚，但越是菜鸟，就越是满心想整什么大稿子，搞点什么有动静的报道，尤其是负面新闻。当然主要是他们俩。能够把稿子写得更通顺－－更像是一篇稿子而不是散文——才是我的当务之急。报业大楼在较场口，挨着的凯旋门电梯下去就是下半城。我们的宿舍就在那里的一个大院里，躲藏在几栋崭新的福利房背后。那是一栋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至今的苏式建筑，灰墙黑瓦，只有三层，十分老旧。大白天也要依靠头顶那五瓦的灯泡照明。即使这样，甬道里也是黑幽幽的，可直接拿来拍鬼电影。
我们几个就住在最上面那层，我是302，301和304分别是老光和东灵。
宿舍不大，可能有十五平方米，虽然小但是家具全，有木板床、衣柜，还有一张老式红漆办公桌，可以搁电脑（包括主机和键盘），还能再堆一些书和资料。我们的生活大多可在房间解决，比如烧水，做饭——用电饭煲下个面煮个泡饭之类，也可以用电炒锅整点大餐。锅碗瓢盆一般堆在窗边，另一边是脏衣服和臭袜子，半个月或一个月集中清洗。可惜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不方便洗澡、上厕所。楼道最里面有一间两用的公用卫生间，里间割了一个小区域，有一个蹲坑，用木门挡着，外面是一排小便池，左侧是莲蓬头，可以洗澡。
之所以住进去，也不全是因为这儿比市区其他租房低廉很多，主要是租房的过程本身就很麻烦，找个顺心相宜的房子的难度不比找女朋友差到哪里。因为是新入行，需要那种“伙伴”的集体感（也就是相互依赖），也是为了就近方便，领导们在楼上吱一声，我们应声爬个坡，就到办公室了。点个卯，开个电脑装模作样糊弄一番，又可以溜了。但是，当时老慢已经是很有一些资历的摄影记者了，却也住在这破地方——他在303。
他像是宿舍里的一片影子，我老是这样觉得。偶尔我也隐隐觉得，他其实还是我们的影子。
晚上的聚会，他们还是来了，虽然迟到了快两个小时——向来最拖的老光甚至比东灵先到。他看见东灵匆匆走进来，放下手机，揶揄道：“哟，刘总是从夏威夷现赶来啊！”
“哎呀光总，这好像是你头一次比我先到哦？”东灵挨着他坐下来，笑嘻嘻的，“啷个，难得领先一球就开始打整我嗦？”
我拿起酒壶，给他斟了半杯，“够了不？”
“还是倒满嘛，”他笑眯眯地点上烟，“难得我们上层社会又相聚了。”
“算了，你们才是上层，我可不是。我下流得很。”我说。
“是啊，您是文化人，您跟我们这些败类刻意划开了距离。”老光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越感。
“我还想当败类呢，谁给我机会？”我举起筷子，“发动吧！”
“上层社会”，是老慢的说法。
当年，搬进宿舍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商量着去见见老慢——毕竟还是要拜拜码头嘛。没来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老慢——一个怪人，一个非著名的摄影记者，一个让领导头疼的职工。他在这宿舍住了四五年了，“铁打的老慢流水的兵”，俨然是“舍管”级的人物。我也曾在报社见过他几次，没啥印象，就是瘦，寡瘦寡瘦的，个头不高，可能也就一米六五。稍微深刻一点的是他的面容，老是苦着脸，沉默的时候额头上的抬头纹就显得很深，如同沟壑。后来才知道，也不是他故意做出愁苦的样子，是长成这样式了。
我们推开门，他老僧入定般坐在电脑前修剪图片，脖子上仍挂着相机，看见我们闯门而入，才反应过来，慢腾腾地从窗前起身回头看着我们。因为逆光的原因，他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曝光过度的平面人像。
我递了一支烟给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一支烟抽完，我们大概也熟悉了起来。著名的酒局爱好者东灵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号召。“都住在同一层，啷个都要搞点酒加深加深感情吧！”
“要得，你们刚来，我请你们。”老慢立刻从藤椅上离开，在夹克里翻找自己的钱包。他确实比我们都要憨厚多了，钱包看起来也厚多了。“这层楼几个月来就我一个，其他屋子都空着。你们来了，我们也算组成了一个上层社会嘛。”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让人听起来有趣的说法。
那是2001年，总体上还是一个抒隋的年代，人和人见面多少还得谈点理想什么的，至少嘛，也得聊聊文学和艺术。我们既然同住一层，又都年轻，自然要扎堆，喝酒，吹空话。可是，我们是新人，那点微薄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吃老慢的。某种意义上，老慢用他的大方供养着几个年轻人的梦想。他很少吹。老慢十分枯燥，但是个好听众。
东灵那时已经操了好几年文学了。“操文学”是东灵自己的说法，没什么恶意。在重庆，“操”不同于北方，是一个生动的具有民间语境的俚语，比如“操社会”“操老大”“操名人”，既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有夸张的趣味，还有点“装”，其实就是“混”，大意如此。那时东灵在一个叫作“界限”的诗歌网站里当版主，半夜就在电脑前发帖回帖，迎来送往的都是各色颜容颓废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不像正常人，都有点营养不良。老光呢，是个复杂的家伙，让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说他的心理年龄很老，我看他本人更老。当然，女人们跟我不持相同观点，她们觉得这是“成熟”。老光的肚子是个杂货铺，里面装满了秘闻。他什么都能聊，又点到即止，让人感觉高深莫测。喝酒那阵，你让他起个头，他就全讲事故——死人、脑浆子、尸体、血。我们恶心得直打干哕。他却很无辜地说：“老子一天只看得到这些，你让我虚构些啥子好呢？”再后来，我们连菜都不敢让老光做了，总觉得血淋淋的。
东灵说：“你们跑机动新闻的崽儿，就是要邪恶些……”
“是啊，”老光叹着气说，“你从三楼倒栽下去，不得流血的，不得骨头断，不得流脑浆子的，你们这些文化人啊！你们不是人，是神！”
“老慢这事，啷个整？”酒过三巡，这个问题就自然地跑出来了。
“没办法，”老光叹气，“你说，他电话都没得一个，人海茫茫，你去哪儿找？”
“那是，一个成心要跑的人，你找福尔摩斯都没得办法。”东灵附和道。
“那就不找了？”我盯着他们看。
“找啊！”两个人无辜地摊手，异口同声。
“这老慢不争气！”老光惋惜地说，“又不是不给他机会，让他给我拍建筑，选一张，两千块，选十张，两万！有啥子不好吔？”
“我介绍他到金公主影楼做艺术总监，他也不去。”东灵摇头，“他脑子出问题了嘛！”
“说这些有屁用，”我说，“就没什么办法了？”
“没得！”他们又站在一起了。
“但是，老慢上回不是讲了一个地方的吗？”
他们摆手，一副毛骨悚然的表情，“你信那些！”老光笑起来，“我儿，你还真信那些？”
“你忘记我们把老慢送到哪里了？”东灵也笑起来，“看来下次，就要送你去了。”
总体来看，这次见面极其没有意义。其实我也预想到了，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地产广告设计公司老总，他们即使知道老慢在哪儿，也不会——哦，是没得时间去找他的。
分别前，老光说：“既然你信老慢的，那你就去看看嘛。”他沉吟了一下，不知是安慰，还是揶揄，“毕竟，你承继了老慢的一部分生活嘛。”
我却找不到词来反驳。
回到家，朝芳已经把娃儿哄睡了，手指竖在嘴边，示意我动静要轻一些。
“怎么样了？”她从房间过道走拢来问。
我颓然坐在沙发上，不想说话。
“找不到吗？”她挨过来。
“去哪儿找嘛！”我说。
看我语气不佳，她也识趣，起身就回卧室，没几分钟，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浅浅的鼾声。
我环顾着房间，心想，这大概就是我承继的那一部分了，女人、孩子、锅碗瓢盆、各种账单，鸡零狗碎，我承继的就是这狗日的生活啊。
我死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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