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
奶奶的“大米羹”和“小背篓”
那个年代，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什么东西都要定量配给。母亲说她没吃到什么补养品，父亲说吃了几只鸡。对此，我无从考证。但我知道。孕产期的女人需要更多关爱，有些嗔怪和不满很正常。母亲说。我夜晚时常啼哭。她总要起身把我抱起来哄，由于顾不上多穿衣服。在月子里腰部受风，她落下了腰疼的毛病。母亲的奶水一直不足。喂我这个胖小子不够。当时给新生儿定量供给的牛奶每天只有一瓶，还是不够我吃。这可怎么办呢？
奶奶早就从重庆老家赶到北京，为的是伺候儿媳妇坐月子，并帮忙带孙子。曾养育5个儿女，此前又带过几个孙子孙女的奶奶，在养儿方面自然有一套。看到母亲奶水不足。奶奶就给我做“大米羹”。方法是，先把大米用温水泡软，之后用力捣碎：当时买不到捣蒜罐一类的东西。就用擀面杖在碗里捣，使的劲儿得有度，劲儿大了会把碗捣破，劲儿小了米又不烂。米被捣烂后掺适量水搅匀。再用纱布过滤去渣，留下米浆：在米浆中打入一个鸡蛋，加一勺蜂蜜搅匀。最后上锅蒸熟，就成了一种金黄色的、稠乎乎的流质食物。父亲说，把做好的“大米羹”灌入奶瓶，放到嗷嗷待哺的我的小嘴上，我就会咕咚咕咚地吸，不一会儿就能把满满一瓶喝光。奶奶边喂边点头微笑，嘴里还念叨着“要得”（四川话，好、赞美的意思）。
奶奶还带来一只竹子编成的小背篓，背篓里有一块小横板当座，是南方人专门用来背孩子的，小孩在里边可站可坐。就这样，儿时的我不是坐婴儿车-出行，而是被奶奶背在背上去外面逛。奶奶是个开朗健谈的人，虽然说着一口浓重的四川话，但她在我们住的大院里一点不觉得拘谨，和左邻右舍的人很快就混熟了。一些人听不懂她说的四川方言，她笑眯眯的并不着急，就和对方慢慢说。学着用夹带着普通话的四川话讲，照样能和对方摆起“龙门阵”。北方的邻居没见过用背篓带孩子出门的，又发现奶奶这个人和蔼可亲，再加上背篓里还是婴孩的我白胖可爱，所以奶奶和我在院子里出了名，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样一对祖孙。
我的名字是父母起的。他们觉得“萌”字既适合男孩又适合女孩，似乎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定下。在如今的我看来，“萌”字更适合女孩，尤其是近年“萌萌哒”一词火了，与纯爷们儿形象满拧。当然。取名为“萌”有其寓意——一是，由父亲名字中的“明”字和母亲名字中的“芝”字的草字头组合而成：二是，“萌芽”意味着新生，有期盼幼苗成长之意：三是，“蒋萌”二字都有草字头，在结构上看着搭调。我身边的同龄人，名字多是由两个字组成。有一种说法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父辈经历过“十年浩劫，上山下乡”，希望自己的孩子简单一些、纯粹一点。
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名字，本该不为多少人所知。但某天。有人敲门并询问：“蒋萌是住在这里吗？”开门的母亲正纳闷，对方说，自己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喜欢摄影，听说此处有个可爱的宝宝。想给孩子拍些照片是否可以？那时候照相机还是稀罕物，胶卷与；中印价值不菲。忽然有人慕名前来。说我很可爱，想给我照相，父母虽感意外，却也感觉开心。便欣然同意。从留存下来的照片看，那名大学生摄影师，将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糖果、流着哈喇子专注剥糖纸的瞬间记录下来。还抓拍下我手拿玩具兴奋挥舞的情景，更为我拍下一张十分传神的肖像——照片上，我微微侧着脸，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侧上方，颇有“仰望星空”的神韵。后来，我这张肖像照作为配图被登在《北京晚报》上。想来是那位大学生将照片投给报社获得发表的。我第一次上报纸是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直到多年后还被父母津津乐道。
让孩子在1周岁时“抓周”是一种习俗，与其说它预示着孩子将来会干什么，倒不如说这项游戏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在我1周岁的时候，面对玩具车、小皮球、钢笔等物件，我随手抓起了钢笔。那时候的我肯定不知道钢笔是什么，现在的我更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抓钢笔。我的“选择”让当时年轻的父亲很兴奋——想来，写文章的父亲愿意看到“子承父业”，至少希望儿子今后成为有文化的人。我并不迷信，若以兴趣来看。我喜欢理科，但臻长大后确实干上了“码字”的行当，是机缘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必然，真是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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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石穿，有志者事竟成。坚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促使嫩 苗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蒋萌的成长和成功，再次证明这个颠扑 不破的人生哲理。衷心祝愿他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当代著名作家、 诗人 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