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洱是从《花腔》开始的。此前，他作为小说家已经颇具声望，他早期的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短篇至今还有人念叨。他那时还很年轻，三十不到的年纪。——这个年纪，也正是他和他的同龄人陆陆续续登上文坛、啼声初试的年纪。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文学杂志上怎样充塞他们的声音，新鲜，热闹，叽叽喳喳，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红杏枝头春意闹。
　　当年的文学杂志上，自然还有一些别的声音，相形之下我们不大留心，那是年长于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兄长和父辈。也许任何时代，都是大家各说各的，年轻有力的，盛年稳健的，苍老遒劲的……众声喧哗里理应彼此吞没，归于一片混沌才是。然而事实上，在任何时代，总是年轻人的声音更为嘹亮些的，容易出挑。
　　这并不是说，年轻人写的就是好的，事实是，年轻时的好往往是不大作数的。都说雏凤清于老凤声，可是倘若雏凤只叫唤一两声，下面就喑哑沉默了，慢慢也就被人忘了吧？谁还记得这世上也曾有过这么一个存在，也曾喊过那清亮的一嗓子？因此，持续叫唤是很重要的，哪怕老了，力不从心了，声音颤巍巍的，叫唤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吧？叫得勤了，人就会想起年轻时它栖于枝头、放声歌唱的曼妙歌喉。两相对照，简直苍凉。
　　199我琢磨着写作也是如此。年轻时的好是要靠日后的写作来映照的，日后哪怕是质不够量来凑，也是可原谅的，否则真就泯然于众人了，等于没写过。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聒噪，两者面临的一个共同前提是，在创造力下降的情况下，一个作家该何去何从？
　　然而在李洱却不是这样，他直接规避掉了这个前提。他年轻时的好是不需要映照的，反而是他后来的写作，使人忘了他前边的好。也就是说，他是越写越好了，这在中国作家里大概是极少有的。
　　简单回顾一下《花腔》之前的李洱吧，一个新锐小说家，成名于1990年代中前期。那时我正兢兢业业地当文青，因此对他那一代的作家，至今还如数家珍。他那一代的作家，笼统说也就是60后，不幸生得晚了些，未及赶上1980年代的文学大潮——也许赶上了，只是三心二意错过了，待他们回过头来，认真做起文学时，大潮已经退去，沙滩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大浪淘沙过后的遗迹，枯枝败叶，死鱼烂虾……那情景委实凄凉得很。
　　而另一边却渐次热闹了起来，充塞着油烟味、叫卖声，也就是说，随着文学的黄昏蓦然来临，那边也开始了灯红酒绿、笙歌燕舞。这便是李洱那代人的写作背景，自他那一辈起，这背景就再没变过。背景很重要吗？窃以为很重要。就好比原先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现在只走了几个零落人，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写作等于是唱独角戏，自己演，自己看，都形不成参照了。若非上瘾成癖，或是对表达的强烈的诉求，这条路怕是很难走下去的。
　　确实，在李洱辈成名的二三十年间，我们已经看到，一代年轻新鲜的声音怎样慢慢没了声息。总也有二三十人吧，当年文学杂志上的常客，很活跃的。如今回望他们的作品——还有人回望吗——也未见得就没毛病，但文字间流露的气息，毛茸茸的、果敢的，以及对父兄辈写作的反动和纠正，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相信，他们可能会在先锋和传统之间找到一条更合适的路径。确实，先锋走得太远了，有如一场狂飙突进，以至于后来他们自己都不过意，意识到当适当地往回收，重新开始写人物、讲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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