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注笔端的岁月》：
永远的思念——写在父母亲周年祭
父母离开我们一年了。这一年里，思念与日俱增，每当打开相册，父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睹物思人，在父母周年祭日之际，我把无尽的哀思化为文字，作为永远的怀念。
父母两家为世交，且沾亲带故。父亲比母亲大两岁，两小无猜，常常嬉戏相伴，人们称之金童玉女。男的俊秀，女的娇美，皆聪明可人，深得长辈疼爱。因两家过从甚密，看到长相、年龄这么般配的一对，有意结为秦晋之好。父亲六岁那年，爷爷与外公在一次聊天时，提了这桩娃娃亲。从此，青梅竹马的父亲和母亲成了天作之合的良偶。
父亲早年学医于厦门文德齿科医院，师从日本名医，曾在厦门、香港行医，后回家乡开业。1939年，21岁的父亲把母亲迎娶进门。心灵手巧的母亲在耳濡目染之中，进修了牙科学基础知识，在父亲手把手的教授下很快地掌握了技工业务，成了父亲诊所的助理医生。他们对医术精益求精，遇到疑难病症，共同切磋，寻找最佳诊治方法，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在自己的私人诊所，父亲主外接诊，母亲主内做技工，被人们称为天造一双、地设一对的佳侣。父母医德高尚、乐善好施，经常给交不起医药费的病人免费诊治，以至数十年后，人们谈起父亲的医风医德依然赞赏有加。十年动乱，不少当年被父亲救治过的病人，自发地暗中保护被批斗的父亲，使他幸免于难。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父母亲双双进入卫生院，父亲为石码卫生院院务委员，与母亲同在一个科室上班。他们寸步不离、形影相随，相伴在晨曦中，相随在晚霞里。每天出双人对地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在石码的老街道上绘出一道绚丽的风景线，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
父亲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手工制作皆精通。他是龙海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首任主委，曾任龙海市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务委员，漳州市第五、六届人大代表。年轻时，因写得一手好字，被选为石码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此“书记”才是名实相符的，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记录员。为此，“文革”期间，父亲被戴高帽、挂黑牌批斗、抓进“学习班”隔离审查。母亲担惊受怕、寝食难安，身体日益消瘦，体重一下子只剩七十多斤。曾有医生私下告诉外婆：“你女儿将熬不过这场运动。”父亲看到骨瘦如柴的母亲，心如刀绞，再三嘱咐母亲，为了这个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挺住，要等到云开雾散、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幸好老天有眼，父母亲从劫难中生还，让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在动乱中还能有一个完整的家。70年代初，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远离城里的“硝烟战火”，日子过得虽然十分清苦拮据，但父母别无选择，觉得能日夜相守，也就感到心满意足。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在我们眼中，父母亲谦和恭谨、不善言谈。历次运动，使他们更为谨小慎微，但他们胸怀博大，爱子女胜过爱自己。我们兄弟姐妹只差两三岁，小时候吵闹拌嘴是常事，可父母亲从没打过我们一次。三年困难时期，一家子十多张嘴，仅靠父母100余元工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父母亲想方设法变卖家产，向海外亲友借贷，以让我们兄弟姐妹能过上温饱的日子。父亲常说：“我的家产就是膝下儿女，再苦也不能让子女饥饿受累，再穷也得供儿女上学。”他们严而不威，轻易不说我们，若说了，分量一定很重。“文革”时，母亲因年少时加入“童子军”而定罪名被叫进“学习班”审查。那时，我年轻气盛，跑到造反派办公室责问。气急败坏的“头头”理亏，不敢正面回答，却变本加厉地向被隔离的父母亲施压。当时我自以为替母亲出了一口恶气，没想到却加重了父母亲的“罪名”，他们深陷囹圄，还为我们这一群未曾经历过“运动”的孩子们牵肠挂肚。他们生怕我们发生意外，便悄悄托人捎口信，要我们“安分”，不要蛮动。转告的人特别加重口气训斥道：“你们要不要父母亲早日出来？若再出去四处说理，他们就很难‘解放’（即审清问题）。”我听懂了父母亲的话语，读懂了难言之隐背后如高山大海般深沉浑厚的父爱和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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