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唯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着也。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如《菩萨蛮》是。又谓词之《瑞鹧鸪》即七律体，《玉楼春》即七古体，《杨柳枝》即七绝体，欲实诗余之名，殊非确论。盖开元全盛之时，即词学权舆之日。“旗亭画壁”，本属歌诗；“陵阙”“西风”，亦承乐府。强分后先，终归臆断。自是以后，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竞相藻饰。《调笑》转应之曲，《江南》春去之词，上拟清商，亦无多让。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握兰》《金荃》，远接《骚》《辨》，变南朝之宫体，扬北部之新声。于是皇甫松、郑梦复、司空图、韩偓、张曙之徒，一时云起。“杨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机杼，彬彬称盛矣。
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浅者深之，高者下之，处于才不才之间，斯词之三昧得矣。唯词中各牌，有与诗无异者。如《生查子》，何殊于五绝；《小秦王》《八拍蛮》《阿那曲》，何殊于七绝。此等词颇难着笔，又须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去诗中习见辞语，便可避去。至于南北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缋为能也。词则曲中俗字，如“你我”“这厢”“那厢”之类，固不可用，即衬贴字，如“虽则是”“却原来”等，亦当舍去。而最难之处，在上三下四对句。如史邦卿《春雨》词云：“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此词中妙语也。汤临川《还魂》云：“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又：“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亦曲中佳处，然不可入词。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辞藻之雅俗而已。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调、长调之目，始自《草堂诗余》，后人因之，顾亦略云尔。《词综》所云“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强”者也。钱塘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古人定例也。”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为小令乎？抑中调乎？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为中调乎？抑长调乎？此皆妄为分析，无当于词学也。况《草堂》旧刻，止有分类，并无小令、中调、长调之名。至嘉靖间，上海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余》四卷，始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是为别本之始。何良俊序称“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明系依托。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于是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至牢不可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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