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七缀集（新版）》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前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后书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两书原有的短序保存为本集的附录。
　　《旧文四篇》于五年前问世，早已很难买到。《也是集》虽然在香港新出版，但不便在内地销售。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一起，在京沪出版，以便流传。我遵照他善意的建议，也借机会把前四篇大大改动一下，又在后三篇里作了些小修订；删去《也是集》的下半部，因为那只是从《谈艺录》新本里摘选的，而北京中华书局明年初就出版《谈艺录》全书了。
　　这《七缀集（新版）》是拼拆缀补而成，内容有新旧七篇文章。我想起古代“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题为《七缀集》。
　　当年《旧文四篇》的编成出版，多亏了魏同贤同志的热心和大力。这一次，依然是他的热心和大力，使下面几篇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仍由以整理中国古典著作闻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仿佛“半吊子”、“二毛子”之类还可以作为“古君子”的团结对象。我向他致深切的感谢。

　　《七缀集（新版）》：
　　这不是一篇文艺批评，而是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的澄清。它并不对中国旧诗和旧画试作任何估价，而只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
　　当然，文艺批评史很可能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学者们要集中心力，保卫专题研究的纯粹性，把批评史上涉及的文艺作品，也作为干扰物而排除，不去理会，也不能鉴别。不过，批评史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批评。我们要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也该知道他那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后世文艺批评史的材料，也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仍要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它一方面把规律定得严，抑遏新风气的发生；而另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可以收容新风气，免于因对抗而地位摇动。它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那种味道。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愈不肯变，变的需要愈迫切；于是不再能委屈求全，旧传统和新风气破裂而被它破坏。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例如西方十七、八世纪批评家要把新兴的长篇散文小说遥承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中国也常有相类的努力。明、清批评家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挂钩；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prefiguration retro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
　　……

修订本前言
序
中国诗与中国画
读《拉奥孔》
通感
林纾的翻译
诗可以怨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附录
《也是集》原序
《旧文四篇》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