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国，1952年10月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曾从事过下乡知青、工人、副县长、编辑、专业作家等职业。后长期服务于文化单位。

1972年在《长沙文艺》发表处女作。主要创作小说、散文。迄今已出版20部文学作品，计400多万字。曾获得30余个文学奖项。

毕业于湘潭大学、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

曾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好学生；曾获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国60周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作者退休前后二十年间的散文随笔作品结集。内容大致有四个部分，一为状写出版社的人和事，二为回忆故人故事，三为快意消闲生活，四为序跋以及书评。作者经历较为丰富，对人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作品感情饱满内敛，文字通达简约，平中见奇，注重细节，注重传神达意，既有传统散文讲究的神韵，又有其小说家的特质。

念亲恩

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母亲说，她在县医院里躺了一天一晚，就是生不出来。痛啊，痛得她直想死。可是她不叫，一声都没有叫。只是咬牙抿嘴，直喘大气，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汗如雨下。针也打了，人参汤也喝了，香灰水也灌了，都没用。后来医院也没辙了，交代父亲赶紧想办法送地区医院。那时候父亲在公安局工作，立即从看守所提出两个犯人，扎一副抬轿把母亲抬了，连夜抄小路走了一百多里，送到地区医院。

下午到了医院，傍晚时分，母亲就生了。

母亲说，就是生我的时候难，后来生我的妹妹、弟弟都很顺利。母亲还说，侥幸是在城里，如果在乡下，就没有命了——这有可能。

母亲的老家，在邻县的乡下，离父亲的村子不远。村名皆以姓氏冠之。一个是廖家，一个是肖家。母亲十三岁说给肖家做童养媳，十八岁成的婚。结婚第二年，新中国成立，父亲考入地区公安干校，半年后分配到了这个县的公安局，当了干部。

母亲是二十岁进的城，她由外公陪着，一路走一路问，跋山涉水，走了两天，寻到父亲这里来。从此母亲就在这里住下了，生活了五十二年，终老于斯。

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书。进城后，父亲送她到夜校学了几年。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也能磕磕巴巴地念报纸上的文章了。她在夜校还学会了一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她一辈子会唱的就是这一首歌。这首歌她只会唱开头这两句。后来的日子里，闲下来的时候，我偶尔会听她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应该是一首抒情的欢快的曲子。可是母亲一辈子，过得一点也不抒情，也很少欢快的日子。

母亲到县城里后，很久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据说父亲帮她找过两份工，但很快就辞了。母亲要养儿育女，要做家务，每天忙不赢。那时候天下太平，父亲的一份工资能够维持一家五口有粗茶淡饭，足矣。可是自然灾害来了，全国人民开始过苦日子。后来灾害愈演愈烈，好多地方都断了粮，靠吃野菜、树皮、观音土度日。周围好多人得了水肿病，两条腿肿起好粗，光滑水亮，一按一个坑，好久复不了原。我常常看到水肿病人们坐在一起，比赛谁腿上的坑按得深。我们有城镇户口的人家，日子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给我们定量供应的粮食，要搭配杂粮——高粱、苞谷或者红薯。拿粮票买高粱、苞谷，一斤是一斤；买红薯，则可以买十斤。母亲要的都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煨红薯），晚上才能喝到两碗米汤。红薯和米汤都是饱得快饿得也快的东西。我常常不到半夜就饿醒了。睡不着，起来喝凉水。喝多了凉水，更睡不着——不断地要撒尿。整夜折腾，饿不堪言。这些，母亲都知道。可是，她不作声，只是默默地难过。正所谓：听在耳里，痛在心里。她自己饿一点不要紧（事实上她也总是把东西让给父亲吃，让给我们吃），但不能饿到子女。她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东西把我们喂饱。母亲说：鸡不喂它都知道自己去找食，何况我们是人。母亲在乡下长大，从小劳动，历经艰难，找吃的本事是很大的，她找食的天地，当然比一只鸡广阔多了。我们那地方是山区，县城四面环山。山都不大，可是泥土肥润，草木丰茂，野产很多。母亲应该是最早一拨到山上去寻找吃食的人。野笋子、野藠头子、野韭菜、野茼蒿、野苋菜（又名马齿苋）、地菜子、地衣（其状如木耳，无味，色泽死黑，打雷下雨后在山里的岩石上才能捡到，所以，我们那里俗称“雷公屎”），土茯苓、益母草、毛栗子、蕨根、椿树叶、桑树叶……后来附近山上的东西都搜刮干净了，母亲他们就往远处推进，一直推进到二十里外的南岭大山。母亲常常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到家。手里提着，背上背着，带回一大堆野菜。这些东西，都很难吃。那时候做菜的方法很简单。烧半锅水，把东西放进去，撒几粒盐，滚几滚，舀出来就吃。没有油，没有调料，怎么会好吃呢？可是我们都抢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肚子滚圆。

母亲还在山里开出了十几块地，地都开在岩石的夹缝间，都很袖珍，大不过桌面，小则仅可立足。种了南瓜、辣椒、茄子、小白菜。还在家里灶旁边用纸箱圈养了两只小母鸡。那时候政府禁止居民开荒种地、养鸡养猪，母亲都是偷偷做的。我们在城边上的几块地，被镇里的治安队发现了，立即被踩平，还压上了大岩石，钉了禁牌。母亲看到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菜苗，一屁股坐到岩石上，哭了一阵，咒骂了一阵，掮起镢头，到更远的地方又开出几块地。母亲做的这些事情，父亲是反对的。父亲是个很谨慎、很守规矩的人。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以乡村教员的觉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可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他那段光荣历史被抹掉了。他也抗争过，发过火，说过狠话，可是没有用，也就认了。这当然是个致命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他一辈子。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动不动就发火（可是他在外面却十分和气。当了一辈子小干部，没有得罪过人）。母亲对父亲，从来是依顺的，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母亲少有地坚持，绝不让步。他们吵过很多次，每次都吵得很厉害。父亲把镢头，把鸡笼都摔到屋外，母亲又默默捡回来。摔多少次，捡回多少次。捡回来了，母亲就坐在鸡笼上哭，反反复复呀诉说一句话：“我不晓得什么政策不政策，我只晓得我们要吃饱肚子，要生活。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下劳力找点吃的，有什么错！为什么就不让我做！”在母亲的疯狂和决绝面前，父亲还能怎么样呢？唯有窝在凳子上，不再言语，脸色铁青。或是一摔门，到单位去了。

我们几兄妹缩在门背后，惊恐地望着大人争吵，大气不敢出。我们直觉地感到母亲没有错，又隐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很憋屈，内心是很复杂的。

我那时候八九岁了，已经粗通人事。

我也经常会帮母亲做点事情。我家后面，是一条小溪，隔墙可听到流水潺潺，泠然有声，站在后门石阶上，便见水草漂漂，鱼翔浅底。可是母亲是不准我们去河边的。只有她寻回来很多野菜，才会叫我开后门帮忙洗菜。我扎高裤脚站在溪水里，让水流绕着膝盖舐啊舐，心里好高兴。有一年闹水灾，连降大雨，十几天才停。雨把田里的稻谷都打得倒伏了。雨一停，泡在水里的稻谷都长出了绿芽。县城里的人都涌到田里去掐稻穗。母亲带着我，也寻回来一箢箕稻谷。我看着绿芽森森的稻谷，心想，这能吃么？能吃！母亲指使我拿出到河里洗干净了，一根一根摘掉绿芽，把稻谷放在锅里焙干了，到一户农民家里借石磨磨成粉。我们母子俩磨了一天。真是整整一天啊！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到后来都没力气了，就两个人四只手地攥着石磨把手缓缓地推，母亲把稻谷粉和地菜子做成粑粑，在锅里干煎熟了。这种粑粑连糠带米带菜，真难吃。吃在口里，感觉满嘴是砂，难以下咽。那筐米糠粑粑，吃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吃得我们，嘴巴也难受，肚子也难受，拉屎的时候更难受。我还跟随母亲去菜地浇过肥。都在大清早，天都还黑着，母亲挑一担尿桶在前头走，我紧随其后。街巷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我们四只脚板踩在石板上嚓嚓嚓的碎响。出县城，穿过一条长长的土路（土路好长，天色就是在我们一步一步走着时亮起来的），到了山底下，母亲放下担子，往尿桶里掺满水，顺便也歇一歇气。菜地有十几块，散布在刺丛旁边，或岩石里，极其隐蔽。我去过几次，每次再去，都很难找全。母亲却熟悉得很，不会走弯路，也不会遗漏。一担尿水，刚好把菜地浇完。我还跟母亲去扯过笋子，捡过稻穗，挖过地菜子。我最高兴的是去山里摘毛栗子。那时候秋叶飘零，层林尽染，人在山上，犹如画中行走。一路走，一路采摘。嫩的，装进布袋里。外壳呈红色黄色的，就地捡块岩石砸开了，嚼而食之。新鲜毛栗子是很好吃的。脆，嫩，沁甜。每次进山，都要装一肚子和一布袋毛栗子回家。

稍长，我可以帮母亲做更多的事情了。锤石子。县里修马路，需要很多碎石子铺垫。山上爆破开来的岩石，大的有箩筐大，小的也有饭碗粗细，都不合适铺路。铺路需要的是鸟蛋大小的碎石子。我们从山下把大岩石挑到工地旁边，锤碎了，集了很多了，再又码成长方形的堆。碎石子是按方计钱的。这事很辛苦，可是赚钱也多。搓草绳。我家附近，有一家草绳厂。母亲按天去厂里领来稻草，在家里搓好了，再又送回去。一斤草绳四分钱。后来，涨到了五分。搓草绳坐在家里就可以干，随时都可以搓，不用日晒雨淋，所以，附近很多人家都接这个活儿做。入夜，星河璀璨，檐瓦晰然，家家户户搓草绳，那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我们还挑河沙，挑煤炭，掮竹子，还跟人往乡下送过一次水泥电杆。少年时期的劳作，让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美德，这对我以后经历风风雨雨是很有帮助的。

母亲的身体不是十分强壮。客观地说，并不太好。可是她很少跑医院，感到不舒服了（她把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之类毛病统称为“不舒服”），就倒碗温开水，放一撮盐，掰开衣领扯痧。右手扯右边脖子，左手扯左边脖子。“叭——”一下，“叭——”一下，后边脖子够不到，叫我去。我扯一下，母亲问一声：红了没有？——红了。——紫了没有？——紫了。——紫了就是痧出来了，好了。母亲果然就好了，泼掉盐开水，挑担箩筐出门去了。母亲常常露着一脖子紫痕，四处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后，父亲为母亲在服装厂谋得了一份职业，收入平稳，家道渐丰，母亲不必再为衣食多忧愁，就加紧了对我们的管束。

母亲对子女的管束是很严厉的，近乎苛刻，她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发狠读书，拿第一。她自己文化不高，可是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她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读好书。她的要求是出自本能的、盲目的。她常常跑到学校里，猫在玻璃窗外边，看我是不是认真听课。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她也远远地站在柳树下看（我们学校操场上有很多柳树，到了春天，绿条纷披，远看像一笼一笼轻烟）。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皮球，我们的争抢当然是十分激烈、十分混乱的。母亲冲进来，把我扯到场外面，气咻咻地训道：“从小就教育你不准跟别人争东西……”每天放学，母亲必是早早地等在学校门口，护着我回家（她怕我又跑别处去玩）。母亲总像影子一样伴随左右，常常让同学们耻笑，我感觉很伤自尊心，发了几次火，她就让了一步。但是，规定我放学后五分钟内必须回到家里。她测算过，从学校到家里，刚好走五分钟。迟到一点，她立即出门去找。母亲自然是不能辅导我的学习的，但她自有办法：让我每天晚上写五个生字，每个字写一百遍（是一百遍哪）。她担心我偷懒，每天我写字的时候，神情是肃然的。

我小时候其实是个调皮的人。极其调皮。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按母亲的要求循规蹈矩呢？我不明白母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担心。担心我跟街上的小痞子学坏，担心我爬树会摔下来，担心我看课外书会耽误学业，担心我走夜路撞到鬼。母亲像看牛一样地看紧了我，一刻不敢松懈了她手里的缰绳。我却像头极不驯顺的小牛犊，一有机会，立即跑到外面玩去了。母亲也马上会跟踪而至，把我牵回去。母亲对自己的儿子，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侦察能力，哪怕我躲在很远很隐蔽的地方，她也能够嗅着气味找来了。我对母亲的这种近乎苛刻的管束真是十分恼火。当然，母亲也有找不到我的时候，她就大街小巷转着，大声地喊叫我的小名。我们那县城很小。我家在县城的东南西北四条街上都租房子住过。母亲跟县城里的人，差不多都熟。街上的人，大多认识我。听到她的喊叫，我感到极其沮丧，感到好没面子，只好跑出去，跟她回家。

“文化大革命”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是怀了一颗张皇的心看待那场运动的。每次站在街边看到游斗“走资派”的队伍走过，回到家里就要“啧”半天，嘴里念叨：造孽！好造孽！她不明白世道怎么变成了那个样子。她也参加了厂里的工人组织。她从厂里领回一个红袖章，可是没有戴过一次（我很难想象母亲戴红袖章的样子。那一定是很滑稽的）。她每天照样上班。每有游行队伍经过，她也跟出去站在厂门口看。有一次回到家里，母亲跟我说，今天游街的队伍好长，县里一个副书记也在里头，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子。她说年初还为父亲的事去找过副书记，她认得他，她说那人好和气的，怎么也被抓起游街呢？她说那位副书记一边走一边伸出舌头舔嘴唇，一定是好口干了，她好想端碗水给他喝，又不敢，怕挨打。顿了顿，母亲叹气道：嗨，我还是应该上去给口水他喝的！过了好多天，她还提起这件事，后悔得不得了。那一年，我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那时的红卫兵真是威风。刷大标语、刻钢板、抢高音喇叭、砸店铺门前的石狮子，砰！一锤下去，石花四溅，欢声雷动。我觉得很好玩。运动发展到高潮，人们都发了疯，竟跑到武装部的仓库里抢枪。那天是傍晚，我也跟着大人们往武装部涌。半路上捡到一支枪，返身又往城里跑，一直跑进县政府大院。大门在身后呼的一声关上了。我在一根柱子门前站下，举枪一看，愣住了。那枪没有枪栓。忽然，这时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很多人在黑地里跑来跑去。门外面人声鼎沸。我忽然有了一阵恐惧，还犹疑着不知该如何办，一个黑影摸到跟前，一掌打掉我手里的枪，拉着我就贴着墙根往里面跑。越长廊，到一道侧门，一肩撞开门，就见母亲正守在门边上。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抓得死死的，一口气跑回了家。母亲拴好门，又拖张凳子顶死了，转脸骂我：你要再敢出这张门，我打断你的腿！第二天，母亲抓了只鸡去感谢那位把我从县政府找出来的工友。

几十年后，母亲还对我说，你们三兄妹，只有你让我操的心多！

然而母亲却是特别疼我的。我懂事得早，吃的苦多。很小的时候，大约不到五岁，我就会生火做饭了。母亲出门做事，常常忘了时间。估摸到时候了，我就会扒开炉灰，絮上刨木花，点燃，填进木炭，再把煤饼敲成小块，一层一层架上去。初时不懂灶底要通风，刨木花燃不成明火，满屋子的烟，熏得我眼泪长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晚饭是一锅米汤。往往是，母亲和我吃上面的清汤，父亲和妹妹吃中间那米糊，底下稠点的米饭，留给弟弟。弟弟只有一两岁。再长大点，家里烧的煤炭就是我包了。我们县城人家烧煤，都是到一个叫张家煤矿的地方去买。张家煤矿去城十几里，中间还要过一个渡口，尽是山道。每次挑五十斤，清早四点多钟出发，八九点钟，太阳刚刚出来，就回到家了。母亲把饭菜都热在锅里，另外还额外犒劳我一个荷包蛋，一碗糯米甜酒。辛劳半天，喝杯糯米酒，那真是很舒服的。我很勤快，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起早床去挑担煤回来。我家的杂屋、灶房、床铺底下，都堆着煤饼，母亲有时夸耀地跟邻居说，我家里什么都不多，就是一样，煤炭多。

小时候我有过一个不好启齿的毛病，尿床。早晨醒来，一摸床垫，湿湿的，凉凉的，又羞又怕，不敢声张。母亲遍访全城，求得一个偏方。她买一猪尿泡，洗净（我看她蹲在溪边，一点一点地揉，来回揉，淘洗了好久）。又量一筒糯米，加猪油到锅里炒，不停地翻动。过一阵，半熟未熟的糯米变得透亮，粒粒可数。起锅，悉数灌进猪尿泡里，缝紧了口子，再放锅里蒸。约三个钟头，取出来就热吃。那东西是很好吃的，皮略韧。里头的糯米饭，香，酥，软。一口咬进去，“吱——”一股香味透进心底。吃过几次，尿床的毛病就好了。我至今记得猪尿泡灌糯米的香味。

过年了。我们小时候都十分喜欢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大鱼大肉吃，放鞭炮，有压岁钱——年三十晚上等我们睡着后，母亲把压岁钱分别压在我们三兄妹的枕头底下。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母亲对我悄声说，把压岁钱收好。弟弟妹妹都是两角钱，你的多点。我伸手到枕头底下一摸，好，给我的压岁钱是五角钱。那时候，五角钱可以买三四本书了，我很高兴。

小时候我有两件事让母亲很得意。一次是小学毕业升初中的考试，我得了全县第一名。算术100分，作文多少分，记不清了，大约是86分，但题目还记得，“我的一天”。考分出来，母亲拿着我的成绩单到处给人看。还有一次，是我入选了县篮球队。小时候母亲是不准我打球的。她觉得打球耽误学习。打球运动量大，肚子饿得快（吃得就会多），鞋子磨损也快。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去打球。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不再投身运动，学校也已经停课闹革命，整日无事，母亲也就不再管我了。我和几个同学，天天出去找场子打球。我们都赤膊赤脚，只着一条短裤，一玩一天。我们都玩命地抢，玩命地跑，直到力竭倒地。我们终于玩出了一点名堂——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选进了县篮球队。我在队里，个子最矮（不足1.6米）。但矮个子能在篮球场上驰骋，自有其过人之处。我成了球迷们最欢迎的队员。那时候县城里的业余生活极其贫乏，篮球比赛就成了人们最喜欢的节目。所以，球迷众多。母亲的师父，就是铁杆球迷，不吃饭，也要先看球。还有母亲厂里的厂长、车间主任，都是球迷，每有比赛，必定到场。第二天上班还意犹未尽，会找到母亲说道一番，夸赞一番。母亲不懂球，好像也没有到现场看过我打球，可是每次回到家，就会跟我说，唐师傅他们又在讲你们昨天打球的事了……说时，笑意盈盈，两眼有光。那种时候，母亲心里一定是十分舒坦，十分熨帖的。

看到母亲的笑，我感到非常欣慰。母亲真是很难得这样笑一笑。母亲名青梅。她的一辈子，同她的名字一样，是生涩的，酸辛的。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我常常在梦里梦见她。不知为什么，还是很少看到她笑。

辑一

念亲恩

我的小学同学

我的中学时代

回望湘大

作家球队

毕业的日子

租家地理

关于抽烟

结缘《长沙晚报》

挂职副县长

以乡情的名义

包书皮

忆苦餐

占小便宜

辑二

选题会

也说说王蒙

关于《王蒙自传》

做书人的书

开口求人

天杀的盗版书

一位投稿者

辑三

拜谒蔡廷锴将军故里

关于麻将

我喜欢NBA的理由

在广州看NBA

在广州再看NBA

梅关古道

在德保喝蛤蚧酒

走进七百弄

高明散记

在龙门看农民画

南岭北望

到胡公庙摇签

换了坐高铁

文里的祠堂

108的玄机

月亮湾记

辑四

伤怀程贤章

《开路先锋》序

一本见精神见性情的心灵之约

《反贪一线》序

知青的另类心路历程——读罗丹散文集《知青笔记》

《西北断简》序

《来香》序

《幸福那些事儿》序

《郴州文学评论选》序

《神农足迹文丛》总序

一段掩卷而泣的过往

我读《粤海风》

难得的人文关怀

游历大地的实录

一部当代产业工人的命运史——读邓鸣的长篇小说《大变革》

脚踏三界的人——小记王昉

辑五

田园已芜才归来

家乡的水土养人

作家的责任

厚爱

《静水无形》后记

创作随感

创作·打球

（代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