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1939年出生于陕西扶风县，1958年入伍到青藏高原。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被誉为“昆仑之子”。出版作品40余部，曾获全国全军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冰心散文奖。著作《藏地兵书》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藏羚羊跪拜》《夜明星》《拉萨的天空》《女兵墓》等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同时《藏羚羊跪拜》也是中央电视台《朗读者》第6期倾情推荐的佳作，导演陆川深情诵读。

《藏羚羊背上的可可西里》紧紧围绕“可可西里”“生态保护”“藏羚羊”“志愿者”展开叙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受了大规模盗猎，被列为国际濒危物种。面对疯狂的盗猎，索南达杰以生命担当起自然保护者这一神圣的职责。索南达杰是发起对可可西里生态环境有组织保护的第一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一次和盗猎者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今天，索南达杰拥有一个光荣的名字——改革先锋。为了可可西里这方净土的安宁，一批批志愿者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新时代需要这样的英雄，更要赞扬这种精神。 

　　《藏羚羊背上的可可西里》：
　　回忆起我第一次在可可西里见到藏羚羊时的情景，耳畔还溅飞着那乱蹄奔腾的轰响，历历在目。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某个中午，青藏高原被毒辣的太阳暴晒得河瘦山裂。我们汽车连四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刚一驶出霍霍西里（当时称霍霍西里）腹地的五道梁，远远就瞅见三五百米处的公路上飞卷着一大片浓浓沙尘，铺天盖地，旋转奔腾，还伴随着阵阵地动般沉闷的吼响。前路犹如沉雾弥漫，无法前行，我们不得不停车等候。那片沙尘扫过公路后又向荒原深处蔓延而去，公路依然烟遮云罩。那阵子我们感到寂寥的天幕下，所有飞禽走兽都已窒息，唯这沙尘卷着那吼响独霸着可可西里。这情景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才烟消云散。公路恢复了平静，大地显露出清晰的面目。我看到远处的岗坡上，站立着一大片活物，正是那片沙尘的制造者。一位老兵惊喜地说，黄羊！我这才知道刚才是黄羊穿路而过。我顺着老兵手指的方向细看，岗上的那片黄羊足有三百多只，甚至更多。它们都仰着头朝公路上张望，我能感觉出那是在窥视我们这些开军车的兵。是在担心我们会伤害它们吧，要不为什么刚才跑得那么溜快，现在跑脱了，还不安地张望着？也许我们应该给这些黄羊招招手示意我们的友好。军人虽有钢枪在握，但不会随意开枪伤害任何生灵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连这点举手之劳的友好都没做。那时候的新兵太实诚，不懂事。起码我是这样。
　　今天回忆这件事时，我的心里除了涌满美意的滋润，还含着些许的歉意。这歉意当然有当时没有给羊们招手的追悔，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必须郑重其事地纠正一个错误认识，这就是老兵把藏羚羊说成了黄羊，由于他的误导，我和我的战友们一错再错，在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也把藏羚羊误认为是黄羊。可可西里确实有黄羊，也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而且数量不少。但是我们那次看到的并非是黄羊，而是藏羚羊。“黄羊”毕竟是我在可可西里经历的愉快的第一次，值得珍藏。我第一次遇见藏羚羊的地方是楚玛尔河畔。从此，这条河就像我的脉管一样深嵌在我的体内，使我永生难忘。对一条河何以如此深情？当然因了藏羚羊，也因了这个虽然叫起来朗朗上口却不明其意的名字。真的，我至今无法弄明白楚玛尔河这四个字的确切含意。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楚玛尔河流域是盛产藏羚羊的地方。我曾经多次对朋友讲过这样的话：在青藏高原诸多的地域中，唯楚玛尔河让我心动，最能让我产生创作的灵感。每次进藏途中，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在楚玛尔河停留，看它那静静的流波中卷着的细浪，听它那缓缓漩涡中跳荡的诉说。我还会掬起它的清波洗涤面颊，当我的肌肤挨上它的水珠后，我那因为在高原奔波变得枯萎疲惫的心便在那细碎柔软的河心渐渐舒展。如果说第一次在楚玛尔河见到那一群数百只藏羚羊，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后来一次又一次在楚玛尔河与藏羚羊相遇，就是必然的了。四千里青藏线，为什么唯有楚玛尔河是藏羚羊的集散地？羊们依恋这里的什么呢？正是在思考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我对藏羚羊有了更多的深层了解。那是一次无意中的重要发现。我和五道梁兵站马军教导员在拔野葱时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