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戏剧中的法律文化》：
1.负面形象：酷吏的多种面孔
“清代《张荫桓日记·驿舍探幽录》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卒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一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很纳闷儿：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 （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卒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两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卒这么尊贵。”①与之相同，元代戏剧也刻画了生动的“胥吏群丑图”。
（1）贪
元代戏剧中的胥吏，首先表现为对金钱的极度贪婪。《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的衙役张千和李万，出场的形象为：“手执无情棒，怀揣滴泪钱，晓行狼虎路，夜伴死尸眠。”②作为大清官包拯手下的差役，张千和李万公然向王母进行索贿：“（张千云）灯油钱也无，冤苦钱也无，俺吃着死囚的衣饭。有钞将些来使。”③《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令史张珪“只待置下庄房买些下田，家私积有数千；那里管三亲六眷尽埋冤。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送的人典了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又倒是“衙一片害人心，勒措了些养家缘……冒支国俸，滥取人钱，那里管爷娘冻馁，妻子熬煎”④。在《玎玎珰珰盆儿鬼》当中的退休衙役张做古虽然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他也可以凭借官府的势力（确切地说是清官包拯的安排）随意“柴市里讨柴，米市里讨米”，通过这种方式养活自己。《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通过令史之口对令史的贪腐进行了注解：“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在这衙门里做着个令史，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①
这种情形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安排。从宋朝开始，尽管出现了为学者广泛关注的“吏强官弱”（实际上这一现象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而已），但作为“强者”的胥吏并没有任何工资收入，就像司马光所言，胥吏“居无廪禄，进无荣望”。两宋时期的这一基本政策为以后包括元在内的历代所沿袭。胥吏在经济上毫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贪腐也就成为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正所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其次，胥吏赤裸裸的贪腐和当时整个元朝社会的官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②。“士”也就是官，不仅受到法律制度约束、监察官员监督，而且由于他们饱读诗书，也能自律，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但这种情况在元朝并不存在。整个元朝的统治者贪腐成性，各级官僚无不贪腐。元代戏剧中的“权豪势要”，均贪腐成性。《都孑L目风雨还牢末》中的东平府尹尹伯通作诗，赤裸裸地表现了极度的贪婪：“做官都说要清明，偏我要钱不要清。纵使清明每钱使，依旧连官做不成。”③官员贪腐成性成为习惯，以至于官员子弟也将巧取豪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包待制陈州粜米》中的刘衙内的孩儿刘得中“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闲钻懒，放刁撒泼，哪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挦毛，一交别番倒，剁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虾蟆养的”④。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胥吏贪腐也就可以理解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