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法国：18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
一、《赵氏孤儿》在西方激起的反响：法国读者对中华民族精魂的发现
《赵氏孤儿》经马若瑟的译介传到法国，曾三度译成英文，五度改写、上演，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①这种反响始于法国和西方读者对《赵氏孤儿》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始于他们对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中国精神的敏感与发现。
《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赵世家》的历史故事，是我国元代著名的悲剧之一。作品通过春秋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两个家族生死斗争的描述，展现了善与恶、忠与奸的悲壮动人的戏剧场面，交融着人生忧患的深切感受和善恶分明的道德意识，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作品中的主人公程婴等所体现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仁爱”“信义”的伦理准则，重然诺、轻死生的义烈精神，以及在艰危中奋斗不息的扶危济困的侠骨义肠，无疑是中华民族精魂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作者用扬励豪杰的文字，着重表彰了悲剧主人公在大灾大难中所表现的这种伟大的精神魂魄，从而使作品熔铸了中国人传统的美学理想，闪耀着中国古老的道德光彩，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
《赵氏孤儿》中的这种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在阅读或观赏中才能表现出来。用接受美学的表达方法就是，作品的潜在的审美价值，只有在接受者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发挥审美功能，成为审美客体。因此，《赵氏孤儿》在18世纪法国的影响和生命的复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还取决于法国接受者（读者、观众，作为译者、编者、作家的读者）的这种理解和解释，取决于他们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赵氏孤儿》在法国的影响及产生于法国读者对作品内在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之中，是读者理解力、鉴赏力不断升值的结果。
法国读者对《赵氏孤儿》的接受过程大致经历了马若瑟的翻译、杜赫德的介绍、伏尔泰的改编三个阶段。这是法国人对中国原作价值的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作品的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
读者接受外国文学，首先要借助文学交流最重要的媒介——翻译来进行。对一个异民族的文学移植来说，即使译文“信、达、雅”兼备，也难以传达出原作的全部意蕴。因此，民族间的文学交流因移植而产生原作美学价值的落差现象似乎也难以避免。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也是如此。由于理解力、鉴赏力的限制，他的译文删除了原剧的全部词曲歌唱部分。他在解释删译时说：“这些歌唱对欧洲人说来，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唱词曲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①删除了对原曲来说不可缺少的歌唱部分，他的移植便失却了中国原剧那特有的诗美和抒情的审美属性，读来味同嚼蜡，因而也就不能不损害原作的审美价值。不过，他的译文到底保留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框架、剧情脉络以及原作的基本精神。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到，马若瑟神父从《元人百种曲》中何以独独选取《赵氏孤儿》介绍给他的同胞，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阅读中国这部作品时，呈现于他面前的那新的文学天地，从中折射出的那动人的道德光彩，无疑是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他在接受这部作品时，意识到了它的价值所在。由于《赵氏孤儿》的这位西方译者对元曲本身缺乏了解，所以他鉴赏的并不是中国的戏剧艺术，而是这个熔铸着中国人民道德理想的古老的文学题材。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传到编辑杜赫德之手，并于1735年全文发表在《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上，这是法国人接受《赵氏孤儿》的第二阶段。马氏这部本来就不完整的译本，再经过杜赫德这位对中国戏剧艺术相当隔膜的编者的“解释”，原剧的审美价值便又一次产生了落差。他在介绍这部译著时，援引马若瑟的话，认为像《赵氏孤儿》这类悲剧，“跟小说差不多：戏剧插进一些人物，让他们在舞台上讲话，而小说是作者替人物讲话，讲述他们的遭遇”②，至于剧中人物在台上自我介绍，在对话中突然歌唱，在他看来，都“使人感到尴尬”“不舒服”，而对剧中的唱词部分，认为内容艰涩难懂，辞藻中的意象也非欧人所能领会，赞成译者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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