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深察与纵览/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在讨论“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时，我的专注点主要在于思想资源在社会中的传播与接受问题。
我自己于此的研究要上溯到清末民初。清末有一位人物不是特别有名，但是相当重要，他叫梁济，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就是一个所谓的小知识分子，他在思想层面上，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追随者。民元之后，梁启超人京，他曾两次求见梁启超，都没能见到。直到梁济1918年自杀以后，梁启超才发表文章说，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都不知道。
梁济在清末跟他的亲友彭翼仲、杭辛斋等人一道发起了北方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长期不在思想史研究范围之内，因为它的发起人并不是思想家，它的接受方主要也是底层，跟南方由思想家发起、主要接受方是学生和商人的启蒙运动架构不太一样。再后来，民国建立，大量的南方新式知识分子入京，就把北京启蒙运动的架构覆盖了，之后的民初报业兴盛期，后袁世凯时期的《甲寅》《新青年》直至新文化运动，都是南方启蒙运动架构的延续。
但真正衡量起来，以能否将启蒙内容传达到社会的中下层为标尺，清末北方的启蒙效果超越了南方。蔡元培、林白水他们在上海办《警钟日报》，曾经派人到北京调查，惊异地发现北京“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上海启蒙知识分子对北京同行的底层启蒙效果也是很羡叹的。①
从1976年开始的“新时期”，在晚清以来的思想史脉络中，是一场再启蒙运动。从1976年到现在，大约40年，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一个时段是前20年，也就是从1976年到1997年；另一个时段是后20年，从1997年到时2017年。
两个时段的区别当然很多，但观其大略，前20年的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柱状结构”，所谓柱状结构，就是所有参与文学事业的人，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对明晰化的体制当中，生产和消费着我们的文学产品。甚至很多不是文学界的人士，也经常参与到这个柱状结构当中来。
我们如果回顾清末会发现，像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家，他们会自己操刀来写小说，向大众传播自己的观念①；到了“新时期20年”，写小说的思想家比较少，但还是很多思想界的人会对文学问题发言，因为文学问题当时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文学本身承载着传播思想的功能。文学可以成为突破禁区的试验品，也可以成为启蒙大众的宣言书。思想界与民众拥有的共同目标，比如解放思想，比如打破“大锅饭”，比如伦理变革，文学都在中间起到了连接与聚焦的作用。那是一个全民文学阅读时代，也是一个单中心时代。
到了后20年，文学的社会形态变成了另外一种方式，一方面文学出现了“双中心”，以作家协会主持文学生产与评价，以杂志发表、评奖、权威出版为动力的文学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商业，或者说资本，对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围绕作协和商业两个中心形成了两种文学体制，两种文学体制之间有交流，但基本处于并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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