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山东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头人，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2014）、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等多种职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六项，部分成果获评为“优秀”，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办“成果介绍”，并被《光明日报》专题介绍。著有《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至 1960 年代）》《战时中国文学研究》等专著 15 种，主编或主笔《美国华文文学论》《经典解码：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等著作 12 种。

《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互为参照的视野中，展开对战后中国文学的历史考察，深入剖析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转型的影响因素、实质内容及其意义。以往学术界以“四十年代文学”统称 1937—1949 年的文学，遮蔽了抗战和国共战争（解放战争）这两个不同时期文学的差异，研究的重点又在抗战八年文学，尚未将 1945—1949 年文学作为一个重要时期的文学深入展开研究，也忽略其与 1949 年后文学的密切联系，研究又基本上限定于中国大陆。《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着眼于被学术界忽略的 1945 年至 1949 年这一重要历史转型时期，将 1945—1949 年和 1949 年后文学打通，同时突破中国大陆的范围局限，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文学历史整合在一起展开研究，构建一种全新的“大文学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其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也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固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而跨越“1949”正是这种根本性贯通生成的重要历史现象。

以往将1949年前后的文学划分开来是因为1949年以后“人民的文学”在中国大陆占据了主导，乃至唯一的地位，于是1949年前后的文学被视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学。然而，在1940年代后期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人民的文学”兴起之时，就有识见者在肯定“现阶段中国文学运动中人民文学的出现是有历史上、社会上的必然性的”，其“去路也极为显明，前途更极其辉煌”时，也明确指出，“人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中一个阶段”，“终必在‘人的文学’的传统里溶化消解，得到归宿；终必在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中嵌稳本身的地位，找出本身的意义”。这里所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正是文学的现有阶段与总体化的历史进程的关系。五四开启的“人的文学”在个性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等互有联系的不同层面上追求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审美表现，而“人民的文学”也只有在这种传统中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和价值。“人民的文学”是“积极地通过‘人民’来完成‘人’，通过‘社会’来完成‘生命’” ，这是文学对于中国社会走向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积极回应。也正因为如此， “人民的文学”才“知所依归——归于人的文学”，在丰富“人的文学”传统中实现积极的“自我扬弃”，在完成自身的文学使命中走向文学的终极关切。

处于“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中的“人民的文学”，才会坚持人民本位的立场而又不企图统一文学，看重“阶级本位”而又承认还有阶级性之外的文学表现空间，倡导文学的战斗性、工具性而又尊重文学的艺术本质，视自己的主张（政策）为文学视野和空间的扩大而非决定一切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样的“人民的文学”才可能完成“人民的文学”的历史使命，也才可能孕育“人民的文学”自身的生命力。如果我们细致辨识、梳理跨越“1949”的线索，我们会感受到，尽管“人民的文学”有过种种历史曲折和自身失落，甚至导致过文学的毁灭，但包含在作家创作实践、作品生成中的深层因素仍是通过“人民的文学”的努力来实现“人的文学”的价值。为人民而写作，写人民的世界，作为人民的一员而写作，从赵树理、孙犁到周立波、柳青，从“百花时期”到“调整时期”，作家们正是抱着这样的追求展开他们的创作，几乎每一部有价值的作品都是这种实践的产物。但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的文学”强调的人民本位、 阶级本位、 战斗性、工具性及相关政策等密切联系着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并且是由政治领袖依据其政治判断提出的，如果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裹挟下无法保持其适度，而成为绝对性的存在，实际上就脱离了“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而导致文学的失落，甚至毁灭。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的延安文学理想，其原旨意义是要持久地建立一种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是服务于工农兵的新文学。这中间本来包含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拓展和丰富。但这一理想主要是作为政治理想产生于战争年代，服从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需要建立文、武两支军队的现实，文学被视为重要战线而展开，这构成了从《讲话》到“文革”“内在理路的一致”。而当这种文学被驱入非常现实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人民性”在狭隘化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时，它往往转化为破坏性的激进实践。正是这种复杂的纠结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跨越“1949”的内在冲突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