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但时下遭遇逆风，前者被部分国外学者渲染成“死亡”学科，后者陷入“文化泛论”的困境。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危机四伏”，从法国中心主义的比较文学论调，到美国的“文学性”美学观点，再到“文化转向”和“学科之死”的纷争，其学科史无不呈现在争议中前行的特点。表面上是学术观点相左，实质上是权力话语之争，不乏政治隐喻。跨文化研究亦称“比较文化研究”，早期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经历了文化类同性和差异性研究的不同阶段。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跨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日趋明显，涉及传播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甚至在技术的推动下进入自然科学领域。也正由于此，其边界模糊不清的泛文化性备受诟病。
任何危机都蕴含着机遇。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国外的“危机”恰恰是展现中国学者智慧的难得机遇。“这是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狄更斯一百多年前的话，依然构成对当下时代的隐喻。眼下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似有蔓延之势，单边主义甚至新民族主义有将世界拖入更大动荡甚至冲突的危险。但我们更希望通过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的共同努力，把“坏的时代和愚蠢的时代”变成“好的时代和智慧的时代”，并贡献自己的才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之一，在现代转型中正呈现勃勃生机。在西方社会陷入种种危机之时，世界正把眼光投向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国际上有识之士也希望中国有历史担当和世界情怀，一起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把握机遇，在充分吸收中华文明优秀遗产精髓的基础上，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为根本、基准，而不是西方文化理论观点为参照，来研究世界性学术问题。
文学是思想、情感存在的家，文化是价值、精神存在的家。尽管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属于基础性的人文研究，经济价值有限，但在各种思想激荡、矛盾交织的“坏的时代和愚蠢的时代”，其沟通心灵、促进交流的作用越发显得重要。比较文学研究是跨越国界的文学间性研究，越来越具有跨文化、跨学科性质，展现了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甚至相互融合的关系。比较文学既是文学的本体论研究、认识论研究，也可以是方法论研究和辩证论研究。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学作为文化生动而形象的载体和有力的传播者，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它通过文字和文本，既创造性地发挥其承载功能，表征文化，又通过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学表达，感受文明的进程和发达程度，使之成为文明的感受器和活化石。与此同时，文化和文明又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为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化既是多彩的和多元的，也是平等的和包容的。跨文化研究并非泛文化研究，不仅在宏观上与文学、哲学、历史、传播等密切关联，而且在微观上与文化记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等不无关系。跨文化研究无法绕开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跨文化研究的起点，即使将多元文化视为一种视角或者方法来研究文学，也可以考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复杂关系及其蕴藏的价值观和话语权力机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多种多样，但它们共同揭示的是文明互学互鉴、文化交流共生的人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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