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研究的四种范式》：
第二个系列是战争氛围引起的间接创伤。创伤主体没有直接承受战争暴力，但是充满杀戮、血腥、仇恨、死亡威胁的氛围改变甚至重塑主体的心理情绪、情感和观念，使主体沦为恐怖行为的帮凶和牺牲品。
第三个系列是经受了不同类型的施刑折磨之后受创主体表现出的创伤症候，即后施刑创伤。例如为了给那些没有文化、来自社会底层的独立分子洗脑，施暴者不是从改变他们的态度开始，而是先在肉体上摧垮他们的意志，消灭他们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排斥民族独立，彻底依赖法国殖民权力。
第四个系列是在战争暴力造成的病态环境中产生的环境病态症候。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的身心都处于紊乱状态。如许多人肌肉挛缩，这是在身体上无声地拒绝承认殖民权威。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容易在晚间频发所谓的胃溃疡病症——呕吐、失重、忧郁、狂躁。更有甚者，这种环境病态创伤表现为典型的社会病态现象，如犯罪冲动。
提请注意的第一点是，从战争氛围造成的间接创伤到环境病态造成的社会病态创伤，范农提出了种族主义语境中需重新认知忧郁症这一问题。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家熟知：忧郁症患者具有强烈的自杀冲动。但是在阿尔及利亚乃至北非的殖民种族忧郁语境中，阿尔及利亚人则表现出向外的攻击型的他杀冲动。他们通过攻击生活中的其他人来发泄压抑、焦虑和愤怒。有欧洲学者称之为原始主义或无意识的挫折情结。但是，范农明确指出：“因此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行为、他的冲动性格和谋杀暴力不是神经系统组织或独特性格的结果，而是殖民境遇的直接产物。”①
提请注意的第二点是，范农的案例分类和剖析实际上已涉及当代创伤研究的两大理论焦点，即施暴者和受害者创伤、直接创伤和间接创伤。不仅仅是被殖民者为争取独立和解放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磨难、心灵痛苦和肉体折磨，作为施暴者的殖民者同样沦为暴力的帮凶和祭品。殖民战争暴力产生的创伤场域中，所有的个体都被暴力的烈火炙烤，都在暴力的沸水中受煎熬。
在范农列举的所有创伤案例中，有两个个案颇值得我们反思。案例之一是民族独立之后，一位昔日的爱国者每年的某个固定的日子都会如期产生失眠、焦虑和自杀冲动等并发症状。究其原因，这位忠诚勇敢的独立战士曾在这一天奉命用炸弹炸死了十名为殖民当局效劳的同胞。独立之后，与那些曾经的敌人、如今热烈拥抱独立国家的同胞的接触和交往，在他的心灵中投下了阴影。自由之路上他用正义的名义处死的亡魂萦绕着他，使他陷入典型的后殖民忧郁创伤。案例之二是殖民当局的一名警察陷入虐待狂的境地，疯狂地折磨监狱中的囚犯，也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失去了理智。如果将这两个案例放置在一起，它们不仅仅例证了施暴者或受虐者创伤，其深刻的意义来自历史深处。我们不得不自问，在暴力的历史上，无论自由还是邪恶是否能洗净带血的双手？
无论是为自由而战还是恶魔附体，人性的脆弱和情感的韧带都无力承受暴力之重。在自由与邪恶相互构成的异化的、辩证的境遇中，施暴者和受虐者、胜利者和失败者、亡者和生者都不得不蹬过苦难的人性荒原。
范农没有泛化暴力，也不是鼓吹暴力。他揭开了暴力的伤疤，看见了暴力下的苦难，提出了暴力历史中与自由和解放同等重要的人之不幸和幸福这一更为超越的思想。
研究创伤，不能回避弗朗茨·范农。只有揭示西方精神分析、创伤研究、后殖民研究等话语对范农的压制或扭曲背后的真理和事实，我们才能认识范农政治的、心理分析的、精神病学的乃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甚至启示录式的言说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革命力量。其思想、学术和政治言行充满了反摹仿式的爆炸力，因为他始终立足殖民境遇来掂量一切理论的真伪和成色，来透视现实背后的精神状态，来揭示暴力和创伤的结构性成因，来召唤历史暴力的灰烬中人性的回归、复苏和救赎。只有充分理解范农的上述革命精神，我们也才能熔铸现实的、历史的也是始终面向人的思想利剑，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克服愚昧、无知、盲从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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