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
总之，吕天成对传奇的宏观分类，避免了前人的概念交叉与重叠的现象，相对比较清晰，但缺乏对传奇故事内容微观细致的认识。所以，无论是对元杂剧进行划分，还是对明传奇进行分类，都难以尽善尽美。足见，科学、全面地对所有戏曲作品内容类型的总结与划分实在是一件不易之事，也足见戏曲故事内容的丰富与繁杂。
所以，入清之后，剧论家们便将范围缩小，对某一历史阶段的作品进行分类认识，如邹式金对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段的戏曲作品进行分类，他指出在朝代更迭的明末清初“尔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故主要写以下四大类型的故事来抒其怀感：
其一，写社会重大事件或写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已涌动于文学创作中。同时，明清易代的巨大历史变故给文人们造成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沉痛，文人们愤积于思，于是便将现实之事发而为文章。在戏曲创作中，剧作家们也通过写明清易代之际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及社会现实，来“抒其禾黍铜驼之怨”，也就是抒发其乱世之叹与兴亡之感。如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作家，他们的剧作很多都是反映社会现实、讽世伤时的。李玉的《千忠戮》就广泛深刻地展现了明末清初动乱的社会现实，另《万里缘》以孝子寻亲故事为线索，展示了清兵铁骑南下给人民带来的无穷苦难。再如，清代有著名的孔尚任的《桃花扇》，剧中写了南明一代兴亡重大政治事件，抒写着作者的兴亡之感。其他如《清忠谱》《磨忠记》《喜逢春》《回春记》《合剑记》《一品爵》《鸳鸯绦》《巧团圆》等都属于此类作品。
其二，身置地裂天崩之时，面临国破家亡之危，一些剧作家也不失抗争精神，故通过写平定内乱的杰出武将以及抵御外患的民族英雄的事迹以“写其击壶弹铁之思”。这其中既有表其志气怀抱，也有一些抒发其怀才不遇的感慨。这一类型与吕天成分类中的“功名剧”大抵相同。典型的如晚明孙柚的《琴心记》，剧中通过写司马相如的故事来表达剧作者进取功名的意识及壮志难酬的感慨。再如蒋士铨的《临川梦》，通过写汤显祖的功绩来寄寓自己官场受阻的人生遭际，表达其强烈的用世之心。其他还有大量的剧作，如《牛头山》《人中龙》《英雄概》《两须眉》《如是观》《奇秋魁》《醉乡记》等，通过写英雄人物的事迹抒发作者的爱国与报国之心。
其三，吟唱儿女情怀的风情之事，以“寄其饮醇近妇之情”。也就是吕天成分类中的“风情剧”。明末清初，在沧桑巨变的大潮中，有一批剧作家仍抒写着男女之情。较著名的有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之一的吴炳的《绿牡丹》，剧中写了绿牡丹创造机遇使两对有才学的男女青年——沈婉娥和顾粲、车静芳和谢英各自展露他们的绝世才华，使其彼此心生爱慕之情，冲破了两个假名士柳希潜、车本高的重重阻挠，最终美满结合的爱情故事。再如明末清初袁于令的《西楼记》，剧中写御史于鲁之子于叔夜与教坊歌妓穆素徽的爱情故事。其他的如明末阮大铖的《春灯谜》、高濂的《玉簪记》，清朱素臣的《秦楼月》、丁耀亢的《西湖扇》等。
其四，写神仙道化类故事，以“发其问天游仙之梦”。明代中晚期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与社会不相容，其用世报国之心无法施展，便排斥尘世向往神仙世界或希求以此来劝化世人。如汤显祖的神仙剧《邯郸记》，该传奇借卢生梦中经历暗示作者所不满的社会现实，通过对吕洞宾等八仙度脱卢生，使其升仙，表达劝世人修道进入仙境的思想。再如晚年寻山访道、说空谈玄的屠隆创作的《昙花记》和《修文记》，《昙花记》写唐木清泰弃官求道，苦修10年，与妻妾均成正果之事。《修文记》写蒙曜女湘灵学道成仙，被封为“修文仙史”，在她的劝导下，家人均潜心修道，最后共同成仙。关于其创作意图，剧作者在《昙花记·凡例》中明确表示：“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其他如谢国的《蝴蝶梦》、袁于令的《长生乐》、无名氏的《升仙记》等都属于此类剧作。另外，清初一些由明入清的士大夫，他们既想效忠新朝，又牵挂着旧主，同时也担心着舆论的谴责，处境尴尬，内心痛苦，为摆脱这种情感的桎梏，他们便走向梦境、仙境，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典型的如吴伟业的《通天台》，剧中写梁朝遗臣沈初明在通天台下小酒店中的南柯一梦，梦境中沈初明与隔代君王汉武帝煮酒纵论兴亡事，谈论中汉武帝看到沈初明为故国旧君悲伤，便告诉他说，梁武帝原是西方古佛，现在在仙界逍遥自在，无须替他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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