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已有的文字材料,胡适、周汝昌所不得其解或错解了的,我下了一番推敲、考据的功夫求得其解。例如我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请教老人、遍查有关书籍,考得了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这句诗里的“虎门”就是右翼宗学,从而知道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任过事。这是我们在研究曹雪芹生平的过程中所知道他的一件可靠而重要的事实。
关于曹雪芹的居处,前人只从文字上推测,做不出较明确的论断。我则跑遍了北京西郊一带,访问了许多当地的老人,得到了不少可贵的传说。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我才可能写出曹雪芹在西郊的居处问题的文章。
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也不断访求有关曹雪芹的著作和曹雪芹自己的佚著和遗物。二十多年来,我发现了《懋斋诗钞》手稿、永忠的《延芬诗集》稿本、《鹪鹩庵笔麈》手稿、《四松堂诗钞》手稿,介绍了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诗选,介绍了《南鹞北鸢考工志》,考证了曹雪芹所用的两只书箱及其写在书箱上的亲笔字和他续妻的悼亡诗手迹等等。听说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这些东西都让某某人发现了呢?”这有什么奇怪?我口勤,不断地问。手勤,不断地翻阅和抄录。腿勤,我不是总坐在书斋里,而是各处访问口碑和遗迹。
对版本,除了在《考稗小记》中有几条涉及以外,我本未想在这方面下功夫。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王宏钧同志把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孤本、只有三回半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送来给我看,经过一个月的探索,我先和冯其庸同志合写了那篇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后来我就写成了本书中的《己卯本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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