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普鲁斯特学术史
第一章 小说的出版与作者去世后的反响
第一节 曲折的出版过程及最初的评价
正像《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写作（约1908—1922），其首版问世亦历经14年光景，从1913年出版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到1927年出版最后一卷《寻回的时光》。由于小说本身异乎寻常的长度、独树一帜的写法，加上出版在漫长的时间中进行——其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小说的最初接受呈现一种特殊的情况：当时的读者及批评家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作品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普鲁斯特一直十分重视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往往一边写作一边联系出版事宜。
1909年，他完成了当时他称为《驳圣伯夫，一个早晨的回忆》的作品，他先后向《法兰西信使》的负责人阿尔弗莱德 · 瓦莱特（Alfred Vallette, 1858—1935）和《费加罗报》的负责人加斯东·卡尔麦特（Gaston Calmette, 1858—1914）提出出版请求，均未成功。正是这部当年未能问世的作品引出了普鲁斯特最后的杰作《追寻》。1912年底前后，普鲁斯特感到作品已经完成，这是一部长达1 250页的新作，他试图将它分为两卷出版，以《心灵的间歇性》为总标题，两卷的题目分别是： 《失去的时间》和《寻回的时间》。第一卷的打字稿共有712页。经朋友推荐，他分别与选中的两家出版社—法斯凯勒出版社和《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联系，希望先出版第一卷。
通过老友斯特劳斯夫人（Mme Strauss, 1849—1926）的介绍，《费加罗报》的负责人卡尔麦特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出版家欧仁 · 法斯凯勒（Eugène Fasquelle, 1863—1952）。后者的答复是肯定的，普鲁斯特很快得到消息，并将第一卷的打字原稿送给法斯凯勒，与稿件一起，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他的作品的其余部分（第二卷）和有关出版的期望。不幸的是，法斯凯勒将普鲁斯特的信和稿件转交给他选定的审稿人诗人雅克·玛德莱娜（Jacques Madeleine，1848—1931）（雅克·诺尔芒Jacques Normand的化名）审读。普鲁斯特多年前在《快乐与时日》中曾对这位诗人进行过“轻微的中伤”，认为后者的作品和苏利·普吕多姆等人的作品一样同属“轻松诗歌”一类。他的《审读报告》致使法斯凯勒拒绝了普鲁斯特的出版请求。雅克 · 玛德莱娜在报告的第一段中写道：“读完这712页的手稿（至少712页，因为许多页带有附页1、2、3、4）——在受尽淹没于深不可测的发展的折磨和经历了始终无法返回表层的恼人的焦虑之后，我们关于这里面所讲的内容没有任何、任何一点概念。这一切想要干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它要导向哪里？——丝毫无法知道！完全无话可说！”年底前法斯凯勒将原稿送还作者。
1912年11月初，普鲁斯特写信给《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的负责人加斯东·伽里玛（Gaston Gallimard, 1881—1975），他们曾在社交场合相识，伽里玛的回信似乎表明他们可以接受出版这部作品。《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那是他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出版自己作品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从事出版工作的是些颇有见识的作家，而且可以借助他们的杂志预先刊登作品选段以吸引读者。随后作品由出版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出版委员会由五人组成：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德鲁安、舒兰伯格、吕泰尔、科伯。讨论的结果同样是退稿，并且没有任何审读报告。
1913年初，在朋友的建议下，普鲁斯特将稿件投给奥朗多夫出版社，出版社负责人阿尔弗莱德·安布劳（Alfred Humblot）在拒绝信件中写道：“我可能愚蠢之极，但我无法理解一位先生能用30页纸来描述睡前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情形。”
失望之余，普鲁斯特想到由自己出资，在成立不久的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普鲁斯特在1913年3月11日与出版家贝尔纳 ·格拉塞（Bernard Grasset, 1881—1955）签订出版合同。4月初，他收到第一卷的第一批校样。他在校样上进行大量修改和增补：画去许多内容，并在每一页纸上粘贴数张大大小小写有新内容的纸片——这成为典型的普鲁斯特的工作风格，他这样声称：“迄今为止，我的校对不能算是校对，原作中每20行剩下不到1行（被一部新作所代替）。校样被画掉，我在能找到的所有空白处进行改写，并且我在上下左右都粘贴一些纸片。”从4月初到10月，普鲁斯特陆续修改校样。《去斯万家那边》于1913年11月14日终于问世。这时普鲁斯特已将总题目改为《追寻逝去的时光》，接下去两卷的标题分别为： 《盖尔芒特家那边》和《寻回的时光》。
当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终于于1913年底问世时，批评家仍然没有忘记并原谅普鲁斯特那看似闲暇地出入于上流社会社交场所的过去。《新法兰西评论》发表了一篇署名亨利·盖翁（Henri Ghéon, 1875—1944）的书评，它引起了普鲁斯特本人的强烈反响，他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盖翁评论中的某些论点引起普鲁斯特的愤慨。首先，盖翁认为这是一部闲暇之作；其次，闲暇加上过分真诚导致作者不加选择地记录所有记忆中的细节。
普鲁斯特在他的回信中首先回答了关于闲暇的议论：“先生，您说这本书是一部闲暇之作，说我拥有全部时间。原谅我不去谈论那些您不会感兴趣的细节，我只想说，从事一种忙碌的职业并非唯一一件夺去人的闲暇，消耗他的时间的事情。比如一种疾病，与最为艰苦的职业相比，哪怕是体力的，会同样消耗精力，同样紧迫，同样令人疲倦，同样令人苍老。”
疾病究竟如何吞噬、消耗了普鲁斯特的时间？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几乎从未直接写过这与他终身相伴的哮喘，《追寻》中的叙述者虽然敏感、体弱，但远没有达到普鲁斯特在书信中经常对朋友们抱怨的严重程度。在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普鲁斯特谈到这位俄国小说家时认为，在他四年的关押生活中，使他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片刻的孤独。普鲁斯特认为，存在着另一种更可怕的干扰，那就是疾病。不同于任何外在的干扰，疾病是一种内在于我们身体的，无法消除的干扰，它使人不得不注意它并照料它。疾病既阻止人起身正常工作，又使人无法处于工作所必需的孤独之中。
至于对记忆中的细节不加选择，普鲁斯特这样回答道：“我所有的人物，我书中所有的情境都是为了表明某种含义而想象出来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申辩。普鲁斯特用了一生的时间解读他自己的生活这本书，对于他读不出含义的人物、情境，他是不会写进作品的。这一点，早在“让·桑特伊”时代，他就已经明白了。哲学教师贝里埃先生劝说自己的学生让·桑特伊放弃“模糊的暗示”一类表达式：“首先去掉你的‘暗示’，如果你是想告诉我们这些暗示是‘模糊的’，而又没有能力使之明朗化，那么就不要去谈论它们。”
在亨利 · 盖翁的批评中，有一些恰如其分的观点——他看到了普鲁斯特的独到之处，只是他以嘲讽和否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可以说，他以自己时代的主流美学评判一位创新者的属于未来的美学。由此我们可以衡量普鲁斯特与当时的主流美学的不同之处，也即他的创新之处，并进一步认识普鲁斯特与众不同的小说观念。盖翁的文章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从几个方面批评了普鲁斯特的小说。
关于叙述者的年龄。“叙述者一会儿7岁，一会儿15岁，一会儿30岁。他将不同的事件、年龄混合在一起。”这使普鲁斯特的小说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描写艺术家成长的流水账式小说（多以第三人称来叙述）。这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普鲁斯特发明了这个超越时空限制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是一个一心想成为小说家的人物，因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与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小说中，不存在任何外在于写作的主题。小说的起点并非设置在叙述者的童年——像《让·桑特伊》那样，而是在他的社交生活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已经包含了所有年龄的过来人。这一设计使叙述摆脱了传统小说拘泥于线性时间的单调感和沉重感。
关于小说的体裁。“他的书不是小说，也不是叙事作品，甚至不是忏悔录。这是一个‘总和’，事件与观察、感觉与情感的总和，我们的时代向我们提交的最为复杂的一份总和材料。”普鲁斯特所要冲破的正是传统小说狭小的框架，他所要超越的是他置于《追寻》中的“斯万的爱情”式的巴黎人的小说。
关于小说的人物。“他不寻求人物性格发展的线条，而寻求其相互矛盾和各不相同的方面。”普鲁斯特的小说与传统的以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为主要目标的小说不同，他的人物更像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美丽的饶舌妇”，由于笔触不断加厚而处于变化和不停的运动之中。
关于作品的结构。“他甚至不屑于做到符合逻辑，更不在乎‘构造’”，“他的逻辑不是我们那种，的确不是！”普鲁斯特的逻辑的确与众不同，而他的作品的结构比传统小说更为复杂。
《去斯万家那边》出版后，其他一些批评家表达了与盖翁类似的批评和误解。盖翁的批评无疑最为全面和引人注目。这些批评对普鲁斯特后来的写作不无影响。他不曾放过任何一个申辩的机会。随后，在给许多人的信中，甚至在后来的写作中，他不断宣讲自己的理论，驳斥上述批评。而私下他也不停地根据这些批评从理论到结构完善自己的作品。在着手《追寻》之前，当普鲁斯特1908年底开始写《驳圣伯夫》之际，他已在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美学上的准备。但是生前他主要通过《追寻》和书信等来答复同时代人的批评，他似乎已把《驳圣伯夫》抛在脑后。而实际上，《驳圣伯夫》已预先回答了许多批评与误解。
1913年11月14日，《去斯万家那边》开始销售的当天，普鲁斯特便将他的新作分别寄送给《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的重要成员：伽里玛、纪德、雅克·科波。果然，他们开始重新认识普鲁斯特的作品。亨利·盖翁的文章无疑也起到某种积极作用。
《新法兰西评论》的年轻秘书雅克·理维埃（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是最早意识到普鲁斯特非凡眼光和杰出才华的少数出版界人士之一。他指出，普鲁斯特的作品，并非像当时其他批评家认为的那样，纯粹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而是具有某种理论基础和结构性。他
很快给普鲁斯特写信表达他的“惊叹和内心的激动”。他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普鲁斯特，小说家在回信中写道：“终于我发现了一位猜到我的书是一部信念之作和一座建筑的读者！”他进一步为这位具有不同寻常的领悟力的读者解释自己作品的构思：“如果我没有思想信念，如果我只寻求回忆和通过这些记忆重复过去的日子，像我这样的一个病人，是不会劳神写作的。但思想的演变，我不愿抽象地分析它，而是再造它，使它获得生命。因此我被迫描绘那些错误，也不认为应该指出我把它们当成错误；如果读者认为我把它们当成真理，算我倒霉。第二卷将强化这一误解。我希望最后一卷使之消除。”
不久之后，理维埃开始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普鲁斯特尚未出版的《追寻》的片段。只是在他们两人谋面之前（那段时间里，普鲁斯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便爆发了一战，理维埃很快奔赴前线。战争结束后，理维埃在自己主持的《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普鲁斯特的几篇重要文学批评文章，以及《追寻》后两卷的一些片段。那时普鲁斯特已正式成为他们的作者，理维埃一直充当普鲁斯特和伽里玛之间的协调人。
曾经在《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退稿一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纪德，也开始不带偏见地阅读《去斯万家那边》。他完全改变了对普鲁斯特的看法。1914年1月，这位已发表了《人间食粮》《窄门》等作品的作家写信向普鲁斯特表示：“几天以来，我放不下您的书，它使我饱和，充满快感；我沉溺其中。唉，为什么对它的这份厚爱竟使我如此痛苦？”接下去，纪德进行真诚忏悔：“拒绝这本书将是《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的最严重的错误——也是（因为我可耻地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我一生最灼痛的遗憾与悔过之一。”两个多月之后（3月20日），他再次给普鲁斯特写信，向他转达《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的愿望（在普鲁斯特不受到与
格拉塞出版社协议约束的前提下）：“《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已准备好承担一切出版费用，并尽一切可能使第一卷与接下去的两卷衔接起来成套出版，待目前的版本一经脱销。这就是昨天《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理事会做出的决定，一致通过并且怀着热情，由我负责通知您——我代表您的八位热心的赞赏者说话。” 普鲁斯特十分激动。当然这时与《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合作的时机还未成熟。不过纪德和普鲁斯特开始进行一些私人交往。1914年，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刚刚出版，他便寄给普鲁斯特一本。普鲁斯特在称赞纪德的小说的美妙结构之余（“所有的插曲汇聚到一起，如同教堂的玫瑰窗”），忍不住再次抱怨盖翁之辈对他的误解：“由于我集中全力营造我的书，接着又努力抹去过于粗俗的营造的痕迹，最优秀的鉴赏家们在书中只看到自由放任、毫无保留、冗长啰唆。”让—伊夫 · 塔迪埃认为，在这两位20世纪伟大作家之间“并未产生任何深厚的情感和任何真正的赞赏。纪德写的东西普鲁斯特并不感兴趣，前者视《追寻》的存在如同勃朗峰一般：尽管他对此感到悲伤，却又无可奈何。不过伟大的作家们之间并无好感：他们喜爱赞美自己的人，自己的奉承者们，此外便是，与伟大的古典作家们交谈”。那是因为，与自己的同时代人相比，他们在古典作家那里发现了更多的共鸣。
收到纪德的信后不久，普鲁斯特开始同格拉塞联系表示他有意接受《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朋友们的建议，并征求他的意见。格拉塞几乎同时表示，愿意尽快出版《追寻》的第二卷。接到普鲁斯特的信后，格拉塞同意放弃出版合同。然而，普鲁斯特本人突然改变主意，出于对格拉塞的善意的感激，决定继续与他合作：“我没有对付善意的武器。”接下去的两年间，《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校样闲置在格拉塞的印刷所，始终未能问世。因为战争爆发不久，格拉塞住进瑞士的一家医院养病，出版社处于停业之中。
1916年，《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社长伽里玛再次写信劝说普鲁斯特中断与格拉塞的合作——既然他们的出版工作已完全停顿，请求他转向《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并愿意承担格拉塞的经济损失，付与他一笔赔偿金，而实际上格拉塞还未付清普鲁斯特应得的稿费。伽里玛在一封致普鲁斯特的劝说信中写道：“一旦再版或赎买您的作品的机会来临，您可以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指靠我。如果您的第二本书预备好了，并且您不讨厌让我做您的出版人，我已准备好明天就让人去印制它，一个月后就可以出售。我将接受您的全部条件。我喜欢读一部好书，也喜欢将它印制好。我有很好的印刷工……。最后请允许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强调一下，我非常希望弥补我们的失误，非常希望您到我们这里来，而我的朋友们把这件事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我。”由于普鲁斯特仍然表示出犹豫不决，并列出阻止他转向《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的理由和他关于出版的顾虑，伽里玛进一步耐心地说服他：“您的书的长度并不重要。您的描绘的大胆不会阻止我……。您对自己作品感到的责任，我本人也感觉到了……。从现在开始，我正式投入出版您所有的书……，条件是您本人愿意。……相反，您列出的任何理由都没有使我泄气。”普鲁斯特终于做出了决定。1916年底，他将《在少女花影下》的打字稿给予《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
1919年，《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出版了《追寻》的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同年底普鲁斯特获得龚古尔奖。这表明文学界对普鲁斯特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追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普鲁斯特在很短时间里收到了八百多封祝贺信，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作家开始关注他的名字和作品。龚古尔奖虽为他赢得国内外公众的兴趣，但却并未说服众多法国批评家。获奖本身也由于作者的年龄（不再年轻）及与评委会一位成员（莱昂 · 都德）的特殊关系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个文学奖也有助于接下去的两卷《盖尔芒特家那边》《所多玛与蛾摩拉》较为顺利地在不到三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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