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2.茅盾与左翼文化思潮
茅盾与左翼文化思潮的关联，有着颇为曲折、复杂的情状。作为一位坚定的左翼文艺人士，茅盾的文化观念、文学思想体现显著的左翼意识，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在20世纪中国整个左翼文化思潮的传播、接受与实践过程中，包括20年代前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潮的传播与介绍，大革命失败后大规模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左联”成立后左翼文艺运动的持续、深入开展，茅盾都是以一个重要角色介入其中，但其担负的角色却并不完全相同。他始而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倡导者，继而成为革命文学的批判对象，最后融人了左翼文艺阵营又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茅盾在左翼阵营中的浮沉起伏，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化思潮的曲折流变，也呈现出茅盾对这股于20世纪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文化思潮的颇为复杂的心态。对此作深入探究，实事求是地评价茅盾对左翼文化或文学思潮的态度，不独对于探察茅盾文化或文学思想的多侧面性和丰富复杂性是有益的，而且对于认识茅盾个体的“矛盾性”和非单一性也大有助益。
认识和评价茅盾对左翼文化思潮态度的变化，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左翼文化思潮流布的整体背景中，考察不同阶段社会思潮的演进状况以及左翼思潮本身的呈现状况，方能对茅盾时而顺应潮流、时而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甚至显出逆反心理，做出恰切的描述。
中国左翼文化思潮的广泛流布，通常是指“红色的30年代”左翼社会科学理论和左翼文学创作的流行，但以宣传无产阶级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左翼文化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就已成型。外来思潮的影响，是苏联、日本其时已有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并通过不同途径传人中国；内之则取决于中国的社会革命状况，革命的深入要求鼓吹新兴的文化或文学思潮与之相适应。于是就有文学领域里早期革命文学的倡导。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力图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阐述了文艺应当为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服务，使之成为“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恽代英的《八股？》同样要求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对于当时充斥文坛的个人主义倾向、颓废没落之风，则竭力予以排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茅盾文学、文化思想的转向：他抛弃了原先一度热心推崇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转而提倡革命文学，这就是《“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论无产阶级艺术>等文产生的由来。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动因，是为了表示他对邓中夏等人的文章观点的支持，“在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和泽民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之后，我就考虑要写一篇以苏联的文学为借鉴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其目的就有“清理一番自己过去的文学艺术观点的意思，以便用‘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来充实和修正‘为人生的艺术’”。这样的目的和意图，在茅盾的这些文章中是得到显著呈现的。作为对邓中夏等人观点的回应与支持，茅盾的文章也是从社会思潮演进的角度，论述文学转型的必要性，特别指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不宜大力提倡，因为文艺思潮已同社会思潮严重脱节：某些文艺青年在黑暗的政治潮流面前急流勇退，“意气颓唐”，只“想在他们所谓唯美主义的文学里求得些精神上的快慰，或求得灵魂的归宿”，势必会发展颓唐气息：他认为应当“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而较为完整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的论述，则更标示着他希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在革命文学口号的基础上有所深入。这说明，茅盾当时“充实和修正”既有的文化或文学观念，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观，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个人行为，而是顺应了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趋向，同当时的革命文化潮流保持着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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