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绎文化的血脉：互文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经典》：
在夏金桂的故事中，夏金桂是家庭的外来者，也是家庭的破坏者。叙述者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始终是站在家庭的立场上，认同家庭，抨击破坏者。其实，薛家这个家庭很可置疑。家庭的男主人是杲霸王薛蟠，酒色荒淫，横行霸道。对此，很难说薛姨妈和薛宝钗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在故事的讲述中，给读者的印象是，薛姨妈是慈母，薛宝钗是淑女，香菱则是小鸟依人的妾侍。至于薛蟠的胡闹，不过是有几分滑稽的浪子表演。因此，夏金桂进入这个家庭，和家庭产生矛盾，责任全应该由她来承担。讲述者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在曹七巧的故事中，虽然她也是一个“反面形象”，也是一个外来的家庭破坏者，但是讲述者的立场却与《红楼梦》完全不同。曹七巧在姜家的大家庭中，处处表现得粗鄙讨厌。无疑讲述者是以讥嘲的态度来描述她的这些言行的。但是，作为彼此不能和谐兼容的另一方，讲述者也没有给予同情和认可。相对于七巧的粗鄙讨厌，这个家庭——上自老太太下到丫环，表现出的则是无所不在的虚伪、是非与势利。这些在《红楼梦》中也同样存在，但讲述者是以好苹果上的烂疤痕来看待的，不像《金锁记》讲述的就是一个烂苹果的故事。至于曹七巧与家庭冲突的更主要原因，她的畸形的情欲和病态的贪婪，讲述者当然是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同样的，对于被破坏的那个大家庭在这两方面的责任，讲述者同样没有给予丝毫的赦免与宽恕。如果不是有那样一个非人道的婚姻安排——把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女性终生禁锢在一个“软的、重的”残废肉体旁边，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这样发生了。而这样的安排，在故事中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既为交易，自然双方负有相同的责任。对于姜家来说，作出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哪一个坏人的恶行，而是“家庭”的利益使然，是这个“家庭”自身的逻辑使然。于是，《金锁记》在对曹七巧进行末日审判的同时，也把“家庭”推到了被告席上。
显然，在这两个近似的故事中，曹雪芹（以及高鹗）与张爱玲表现出的家庭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还可以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不仅在夏金桂的故事中，也不仅是对待薛家的家庭，整部《红楼梦》的叙述立场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红楼梦》毫不留情地揭示出贵族之家不肖子孙的堕落，近乎冷峻地展示了“忽喇喇如大厦倾”的过程，但是作者对家庭本身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既表现在对家庭中亲情的依恋，也表现在对家庭没落的惋惜。即使是对待压制生机的家庭纲常秩序，故事的讲述者也仅仅作了十分有限的否定。“大观园”可以看作是作者为男主人公设计的逃避封建家庭秩序与封建家庭责任的世外桃源，但这个避风港绝不是反家庭的。相反，其中的欢乐大半仍来自家庭亲情。可以说，当故事的讲述者一步步描述着这个贵族大家庭走向衰败的时候，他的口吻是哀伤的、惋惜的。
《金锁记》中与夏金桂故事相似的主要是前一部分，而后一部分（分家之后）则更多属于张爱玲的戛戛独造。前一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姜家的大家庭中，后一部分的故事则发生在曹家的小家庭中。事实上，《金锁记》先后描写了两个（相连接的）家庭。在前一个家庭中，“家庭”是主人公曹七巧的对立面。如上所述，讲述者在讥嘲、贬抑七巧的同时，也揭露了“家庭”在她性格畸变中的诱发、毒化作用。而在后一个家庭中，曹七巧成了主人，成了“家庭”的代表。这个家庭在毒化人性方面却比前者更有过之。“家庭”的一切都处在极端的变态之中，通常被认为最能表现家庭温暖的母爱也被彻底解构掉了。在这个变态的家庭中，恋情是虚伪的，手足情是可疑的，母子（母女）情是扭曲、可怕的，“他人即地狱”，而地狱的毒焰不仅腐心蚀骨地慢慢吞噬着每一个家庭的成员，而且把这毒焰蔓延开来，毒化着环境，并延续到未来。
显然，张爱玲虽然仿效但却绝不是在重复着《红楼梦》。故事的框架、人物的某些特征可以相当接近，但同为家庭悲剧，所构设出的家庭形态却是迥然不同的，其中透射出的家庭观念也是彼此相左的。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再作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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