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跟那个日本记者（忘其名，也忘其报社）就从大门左侧的警卫队门口，经过一大片空地，进入那座正式的洋楼。登阶进门，看见楼下的会客室中，已经有大群新闻记者鸦雀无声地枯坐在那儿。所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记者已先我到达，但我和日本记者竞得先行上楼，为蒋所接见。这一局面，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我们一上楼，刚走到走廊的窗口，蒋就出来见我们。他并不请我们进入室内坐下谈，而只是站在室外近窗口处谈了一下，极为匆促，可以看出他正在里面举行着一个极为秘密而重要的会议，只是不得已出来敷衍我们一下。我一见蒋，不讲寒暄，也没有时间跟他作由浅而深的谈话，就单刀直人地提出些很露骨的问题。我率直问他对上海租界的态度是什么？租界应该不应该收回？如果帝国主义者竟敢动武，我们中国的态度应该怎样？他被我问得无言可答，每提一个问题，只答声“嗯”或“嗯、嗯”。我以为“嗯”也是很好的答复，也是在明显地表示他的态度，我就把这种“嗯”的答复在报上发表出来。我在那天晚上回家时想，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人、军事上的总司令，态度竟如此暧昧，实使我疑窦丛生。在我的脑海中预感着一种不祥的事情要发生。
我和蒋谈话后，立即下楼。时华灯初上，已经到了傍晚六七点钟。我离开洋楼时，楼下一大群同业，犹在耐心地等着蒋介石的接见。他们直等到10时以后，才由蒋出来集体接见，所谈都是一些敷衍的辞句，处处显露出躲闪的态度。从这一次以后，我几次采访蒋介石，每当我提出的问题他难以答复时，总是以“嗯、嗯”之音来回答。他以为可以用此掩盖其态度，相反地，却是相当明显地暴露了他的态度，所谓欲盖弥彰者，这就是一个实例。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到达上海以后，我细细留心他们对《新闻报》的态度，发现他们对《新闻报》不满。《新闻报》社址虽在租界，有租界的“保护”，也有那美国老板的“保护”，不怕封门，但也不能安心。因此它也不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来奉承蒋介石。
当时负责对上海宣传工作的是白崇禧的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陈群，宣传科科长是赵石龙，而在宣传科中一个最活跃的成员是李公朴。蒋既到上海，这个政治部就动员上海市民在南市的体育场举行欢迎蒋总司令大会，并在开会的那一天，在上海的各报上，以全版的篇幅刊登欢迎的广告，其中“欢迎蒋总司令”几个大字，规定要用特大号的铅字排印。
出人意料的是，刊登在《新闻报》上的广告，赫然在目的不是“欢迎蒋总司令”，而是“欢迎奖总司令”。这一字之错，引起了政治部和警备司令部的大怒。《新闻报》馆也吓得魂不附体，立即派员携带证据前往政治部和警备司令部，说明原委并道歉。据调查，原稿上写的是“蒋总司令”，排字时也排“蒋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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