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正传》：
002.从被动读经的少年到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这次难堪的乡试是陈独秀人生之旅的一次大转折。
乡试期间，他结识了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希颜以著名廪生胡子承（晋接）为师，推崇维新，研习新学，此时他刚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学习。陈独秀从此初尝维新思想的甘甜，茅塞顿开。他对自己进行反思，从6岁开始读书，至17岁考中秀才，被旧文化教育环境所局限，如井底之蛙，鼠目寸光，无法接触新事物，思维僵化，对国家政治状况毫不知情。
回到安徽，在汪希颜的引荐下，陈独秀密切接触了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讳等皖省维新派人士。《时务报》当时是宣扬维新思想的载体，在他们中间流传，让他耳目一新、热情昂扬，他成了识“时务”的俊杰。此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处于同封建顽固派激烈论战中，正面交锋如火如荼、声势浩大。这是变法的前夜。陈独秀感觉酣畅淋漓，大长见识。顽固派坚守“祖宗之法”，决意“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坚持科举制度，反对西学；维新派坚持进化论力挺“变”，以“变”兴国，抨击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着的愚民政策，“牢笼天下”“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揭露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等三大罪状，指明“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提倡普及文化教育、设立新式学堂，造就维新人才，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陈独秀和这几个维新人士密切交往，着重讨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他在康梁学说的耳濡目染下接触了西方文明和现代科学知识。维新领袖的政教思想、学术水平令他无比兴奋，觉得“昨非而今是”，维新思想被他深深领悟。这成了他政治人生中的一个起点。
陈独秀经过与维新人士的交往，觉得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从一个被动读经的少年变成了主动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1897年，德国在俄国的怂恿下，借口山东曹州府巨野县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人杀害，竟然武力进攻强占山东胶州湾，接着俄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列强乘虚而入，竞相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与科举彻底决裂的他，悲从中来，读那些死书，能救亡图存吗？他整日伫立窗前，眺望那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长江，思绪万千，心潮翻滚。“控制吴越”的重镇安庆，自古建都南京的朝廷，无一不把安庆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的太平军与清军，不是在这里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浴血征战吗？陈玉成丢了安庆，沿江城市也相继失陷，3年之后，天京不就失陷了吗？若防止内乱，必据上游；若防止和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加强下游的防务。他在康梁学说的启发下，伏案写起他的处女作《扬子江形势论略》来，他决意向政府献上一策。
他忧国忧民，向清朝政府详细论述了长江的自然地理、水文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从长江具备“防内乱，御外侮”的战略地位到如何设防以破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意图。真可谓战略上高瞻远瞩，战术上细致周密。他不到弱冠之年，激情四溢，写出宏篇，激扬文字如江水奔腾，爱国情怀苍天可鉴。为了在国民中宣传、扩大影响，他还将这篇文章自刻自印自发行。
他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中最后写道：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
“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为此，他又强调：
“爱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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