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轼研究（第11辑）》：
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在西学知识背景下，聚焦“源流正变”的文学传统研究逐渐让步于以民族国家界定自身的、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中国文学传统研究。首先，王国维、胡适、朱光潜、闻一多等人发现并阐明了中国文学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这些接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现代学者表现了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视为一种缺憾，进而或致力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或张举中国文学必须补上叙事文学这一课。20世纪70年代留美学者陈世骧再次标举并阐发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即在于“抒情”。这个特质涵盖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各类文体，并贯穿中国文学的历史，从而形成一种抒情传统。这个传统恰好与西方以希腊史诗、戏剧为主的“叙事传统”形成对比。与王国维等人不同，此次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不是作为缺憾，而是作为中国文学的“荣耀”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进入国内，学者们开始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或按文体、作品对中国文学展开研究，或在文学理论领域挖掘本土叙事学资源，以期构建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体系。基于中国叙事资源的整理，学术界在反思“中国抒情传统”正、负面价值时，提出中国文学史贯穿着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并着力开展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其中董乃斌先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代表作品是由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
基于前揭，中国文学的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是在中西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框架下建构而成。它们都是在遭遇西方后的一种“当代”建构。无论是缺憾还是荣耀，它们都承载了过多的文化本位意识，遮蔽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权。正如李春青《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所批评：“抒情传统说”虽然也提出了不少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但总体上看却存在着一种“具体性误置”的形而上学倾向，其目的本来是要彰显中国文学的特质，结果却反而遮蔽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种种独特性与复杂性。不仅如此，抒情与叙事这两大传统都是在“人的文学”这一框架下来探索和梳理中国文学演进的内在线索。而这就遮蔽了“物”。实际上，中国文学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外，正如前揭所指出，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情貌无遗”“求物之妙”的“体物”传统。
“体物”最初是由魏晋时期的著名文论家陆机首先引之以论文学。他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和“赋体物”这两个范畴。按一般性的理解，“诗缘情”和“赋体物”分别指的是诗与赋的不同文体特征。而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我们发现，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悠久的“体物”问题。而将苏轼等人的“白战体”放到两宋追求诗歌创新、语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可以发现，“白战体”是“宋调”求新求变形塑中重要的一环。不仅如此，“白战体”更是中国体物传统在“尚巧似”之后“求物之妙”的一个新阶段。对此，宋人已有自觉的理论认识。朱弁的“体物”诗论就是在“禁体物”的时代背景下，以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体物”诗论。职是之故，这就需要我们将“白战体”放到中国文学体物传统中去寻绎才能正确估量其在中国诗学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
随物婉转，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诗艺不同于“言志”“缘情”主导下的“感兴”论述，它是在“物”的层面来回答“物”的准确描摹、传达问题。是故，中国抒情传统除了“情往似赠，兴来如答”，通过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彰显个体自我发展过程这一线索之外，还有一个对“物”的准确描摹再现、“求物之妙”的诗学诗艺传统。进一步言之，从文学传统来讲，体物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却长期被忽略或轻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研究是遭遇西方知识体系后的一种“当代”建构。无论是视之为缺憾抑或荣耀的抒情传统，还是视之为不逊色于西方的中国叙事传统，都承载了过多的文化本位意识。职是之故，中国文学传统研究需要补充一个具有民族话语权的“物”的维度。在文化传统越来越受全社会普遍重视的当下中国，从中国文学体物传统的视角来梳理“白战体”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文学到底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进而有利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从而有补于当下的中国文学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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