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变与征召
1276年，忽必烈的蒙古铁骑长驱直入，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俘虏了5岁的宋恭宗赵?，第二天在临安城举行受降仪式，皇帝退位。但恭宗的哥哥赵昰和弟弟赵昺被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大臣保护着逃出了临安城。赵昰在福州被拥立上位，是为宋端宗。蒙古军因此继续追击，终于迫使端宗的小朝廷乘船南逃，在海上行朝。1278年春天，小朝廷抵达雷州（今广东雷州），不久后９岁的宋端宗病逝，年仅６岁的赵昺即位，史称宋幼主。此后，小朝廷又一路南逃至崖山，边逃边与蒙古军周旋，文天祥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蒙古军再次发动攻击，宋军全线崩溃。1279年，走投无路的陆秀夫背着幼主，携带皇族800多人跳海自尽，多位大臣及约10万军民也随之跳海殉国。海上尸首如麻，十分凄惨。被俘在蒙古军营的文天祥目睹惨状后，曾作诗抒发心中悲切：“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至此，国祚300多年的宋王朝彻底覆灭。对忠于宋王朝的百姓来讲，这是没齿难忘的。
实际上，这一结局早在1232年南宋联蒙抗金时就已注定，金国的覆灭使宋、金、蒙之间具有一定稳固性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当时只有27岁的宋理宗正血气方刚，他的心思也能够理解：金国灭亡后，宋理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金哀宗的尸骨拜祭宋徽宗和宋钦宗，以雪靖康之耻。而从此开始，宋蒙间的战争烈火便一点一点蚕食宋朝的土地和国民，除1238年至1258年的20年间以及1259年至1267年的8年间，因蒙古军战略转变以及继承人问题暂停作战外，至1279年宋朝亡国，仅史料记载的有名战役就多达25次。可想而知，南宋末年的官兵与臣民遭受了怎样的血雨腥风。由此大约也能理解，马远、夏圭为何建立了沉浸于一己安逸的孤寂萧索画境，而年轻的马麟又为什么尝试刺破父辈精心建造的精神围墙。马麟之后，南宋也极少有记载的传世画家。本来偏安一隅的积弱之国，一旦惹上战争的毒火，一切都将随之崩溃，其中自然包括绘画。
忽必烈灭宋后，元朝统一中国，虽然战乱频发、动荡不安的混乱局势终止，但对众多汉人来说，面临的仍然是一个民生凋敝、赋役繁重、精神备受压抑的现实。忽必烈雄才大略，深知中原文化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尝试任用名儒，并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治国之道、御国之术。不但他自己如此，还命令皇室子弟和王公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以此为元朝储备人才。但即便如此，忽必烈对汉族官僚还是有所提防，而更多蒙古族高层人物则对汉人十分鄙视，大肆排挤，使得以汉人为主的整个文人社会备受压抑，缺乏活力。忽必烈的文化战略后来大体被他的继承者沿用，尤其在元武宗和元仁宗时期，恢复科举制度，进一步礼遇文士；元文宗时建立奎章阁，汇集文人学士，收藏书籍、书画、珍玩，一时间这里成了文学艺术的殿堂。由于皇帝的喜爱与倡导，当时不仅出现了许多汉族文人书画家，甚至还涌现出了出生于西北边塞乃至中亚一带的少数民族书法家，可见其盛。
由于元代不设书画院，除少数一些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多数的书画家是业余身份；他们或是在朝的士大夫，或是在野的文人墨客——元一代的书坛画坛正是由这些人撑起来的。之前的朝代，最多是专业画家和业余画家平分秋色，画院最发达的宋代画坛，重要画家大部分出自画院。但也正由于没有画院设定的艺术标准，元代书画家们的创作更为自由和个人化，表现文人生活、性情、情趣的作品大量出现，而反映社会或皇家趣味的作品则骤减。虽然由于元朝中期政变频发，国家政治始终未走上正轨，但在短短98年中，这种放任的土壤孕育了包括赵孟、钱选、高克恭、王渊、柯九思、盛懋、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陈琳、王冕、曹知白等人在内的诸多传世名家，不可谓不辉煌。艺术毕竟是十分个人化的领域，只要没有束缚和打压，即便少有或没有扶持和赞助，也能蓬勃发展。
1286年，忽必烈三次征召名列“吴兴八俊”之一的江南名士赵孟。出于各种考虑，年轻的赵孟应召北上，八俊中的多数人随之北上，八俊小集团自然瓦解。其中年纪较长的钱选没有接受征召，继续留在了吴兴。当时的钱选将近50岁，正如高居翰所说，（他）可能只是不喜欢离乡背井长途跋涉，去谋取一些不确定的酬报。但这样的选择，自然使他与后来名声盖过他的赵孟分道扬镳。时人以及后人认为他光明磊落、忠君爱国，而赵孟则遭人诟病——赵姓一族属于宋室宗亲，在宗族观念和道德观念一样深重的汉人眼中，自然是不该忘记宋朝亡国之恨的，更不该接受灭宋者的征召。
像钱选这样不应蒙古人征召的画家，被称为遗民画家。他们中有些人相对平和，比如钱选本人，只是做出对蒙元王朝不配合的姿态，有些人则十分激烈——但这种激烈主要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比如对蒙古人的讥讽，有不面北而坐等包含反元暗示的行为；表现在绘画作品上时，要是不将画作和画家联系起来看，很难看出有多少激烈的反元之意。这些画家中最著名的是郑思肖。他原名并非思肖，而是在宋亡之后改的名，因为“肖”是“趙”的一部分，以此提醒自己不忘故国；他号所南，也是类似的意思，因为南宋在中国南部；他还把自己的居所题为“本穴世家”，如将“本”字下面的“十”字移入“穴”字，便是“大宋世家”，这也是为了表示对宋朝的忠诚。但是现在看来，很有文字游戏的意思，很容易被视为雕虫小技——当然，我们或许很难理解宋朝对这位太学的优等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在画史上被人津津乐道的是郑思肖所画的《墨兰图》，总体对称的两株兰花开得潇洒优美，画面温文尔雅。此画的重点仍然在于其反元的暗示：兰花无根无土，代表土地沦丧于异族——但若不是画史上不厌其烦地强调，大概少有观者能从画面看出这层深意。然而，对宋亡的坚定痛惜在郑思肖那里是强烈而具体的，传说他临去世前还特意嘱咐朋友要在他的灵牌上写下“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实际上，他对宋王朝的忠孝恐怕鲜有人可以匹敌了。
但无论是留在江南的钱选一类的遗民画家，还是应召北上的赵孟一类的士大夫画家，他们虽然都已在宋朝的统治下生活了三四十年，书画作品的风貌却全然不似宋时的风貌——这也说明宋时画院的一家独大，画院之外的画家以及画风非但不受重视，在社会上似乎也没有形成多少影响力。当然，如果宋朝的统治再延续数十年，宋代画史上是否会出现钱选和赵孟的名字则未可知。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从我们如今可见的宋元之际的画迹来看，钱选、赵孟诸人似乎不曾在宋代生活过，几乎没有宋代绘画的典型迹象。进入元朝之后，绘画理念和风尚就明显地发生了有别于宋代的转变，甚至有一种观点的主旨就是革除南宋“残山剩水”的流弊（仅仅数十年前的南宋大师被毫不留情地抛入冷宫），而北宋画院那种颇显柔媚的精雕细琢的作品也在被改造的范围之内。他们从北宋末年苏轼、文同、米芾等人那里继承了简逸、古雅的审美观念，提倡“作画贵有古意”，强调画作的文学情调和笔墨的空灵韵味。元代画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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